胡汉民女儿胡木兰结局 胡汉民怎么死的?被谋杀还是下棋突发脑溢血?
胡汉民,字展堂,江西吉安人,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中举人,1902年赴日留学,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任《民报》主编,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
关于胡汉民的逝世,目前有两种说法。比较耸人听闻的一种说法是,被日本人谋杀。
“日人谋杀说”。见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3》中收录的《胡汉民被日本人谋杀经过》一文。
这篇文章写于1964年10月,是当年胡公馆的电器工人罗锦泉口述、黄国祥笔记的。其中一些情节很“惊心动魄”。摘录于后:
编者按(徽章与荣誉公号注:编者指“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胡汉民死于1936年5月12日。关于胡汉民之死,根据报纸记载、口头传说,都说是死于脑溢血。除此之外,极少其他传闻。罗锦泉当时是胡公馆的电器工人。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提供了胡汉民死于日本人谋杀的史料,经过情况写得很详细。
这篇史料曾请几位老先生看过,都说对此事并无所闻。
在收到这篇稿件前后,我们收到下列几篇稿件:一、罗翼群先生提供的史料,揭露了这样一种情况:蒋介石企图拉拢胡汉民以瓦解陈、胡关系,因此陈济棠对胡汉民可能离开广东到南京去是有顾虑的;二、当时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的侯梅先生提供了这样的史料:当时他曾听到关于胡汉民被陈济棠谋杀的传说;三、龚志鎏、林扬永、彭智芳先生提供了陈济棠以谋杀手段来剪除政敌的史料。
这些史料说明陈济棠对于剪除异己是可以下毒手,但并不足以说明陈与胡之死有关系。
史料提供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罗锦泉先生只就他个人的见闻提供了一方面的史料,也可能不尽翔实。希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件事提出补充、订正。
1935年夏天,胡汉民从欧洲回到香港,由香港乘西安号轮船回到广州。那天,胡木兰、伍哲夫乘汽车到码头迎接,司机是沈启,胡的卫士岑六和我也同去了。
当时东山新河浦胡公馆还没有修建好,所以汽车到豪贤路文园(伍哲夫公馆),胡汉民就住在文园。10月间,胡公馆落成,我负责安装水电。10月15日,完成了水电工程。20日,胡汉民迁入新居。
1936年,在他死前一两个月,我见到有一个日本人经常住在胡公馆,我见过他两三次。这个日本人看样子大约30多岁,四方脸盘,上唇留一撮髭须,身材很矮小。我和他见面时,他还用日本话和我打招呼。胡汉民为了招待他,在公馆里特地建了一间日本式的蒸汽浴室,供他洗澡之用。这个日本人平时多穿西装,有时也穿中国服装。
关于这个日本人,我所知道就只有这么一些。胡汉民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对我谈过那个日本人。
1936年(准确的日期不记得),有一天下午,沈启驾车来到我家(越秀中约32号),接我到胡公馆去。我每次到胡公馆,都是由沈启驾车来叫我,或梁七来通知(梁七是卫士岑六的妻舅,跟沈启学开汽车)。这次来叫我,沈启告诉我说,胡先生要到从化温泉开会,要我去看守电机。
我到了胡公馆之后,大约下午2时左右,胡汉民、胡木兰两父女,卫士岑六、陈惠诚,司机沈启和我,一共六人共乘一车出发。住在胡公馆的那个日本人和另外三个我没有见过的日本人,分乘两辆汽车跟在后面。下午4点多钟到了从化温泉,住的地方是陈济棠的别墅。
晚饭之后,胡汉民、胡木兰和四个日本人在一间密室开会,直到深夜12时才睡。胡汉民父女住一个房间,四个日本人住一个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四个日本人在别墅外面散步,直到上午9点钟左右才回到别墅里面。吃过早餐之后,胡汉民父女和四个日本人又在密室里开会。中午12点钟左右,密室里发出争吵的声音,吵得很厉害。我听到声音,就走到密室的窗口向内偷看,看见住在胡公馆的日本人,从身上取出一小瓶药水,瓶子大约有大姆指粗,三四寸高,将药水倒在两个茶杯里,然后又把瓶子放回身上。
两个坐在胡汉民两旁的日本人,一个从身上拔出手枪,一个从身上拔出短剑,强迫胡汉民父女将药水喝下去。我看到四个日本人,两个带了手枪(其中一个是住在胡公馆的),两个带了短剑。
胡汉民坐在椅上,将药水一饮而尽。胡木兰也喝了,跟着用手帕抹嘴,日本人检查了她的手帕。
我看到这种情形,赶快跑去车房,告诉岑六,马上会同陈惠诚走进别墅。刚进大门,胡木兰已经扶着胡汉民从密室走出来,四个日本人跟在后面,胡汉民向岑六等人连连摆手。照我想,意思是叫岑六不要开枪。胡木兰则叫沈启赶快开车。
胡木兰扶胡汉民上车。我坐在司机沈启旁。沈启加快速度向广州飞驶。到榕树头时大约是下午2时许,胡汉民脸上变色,口吐白沫。胡木兰连呼“亚爹!亚爹!”大哭起来。我转头问胡木兰:“小姐,你亚爹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哭一边说:“亚泉,不要讲;亚泉,不要讲。”汽车驶到白灰窑时,胡汉民已经气绝了。胡木兰就叫沈启把车开到公馆去。
当时,沈启开的是一辆很新的汽车,而且加开快车,日本人乘的汽车虽然跟在后面,但到了沈启在东较场附近驶回东山时,就没有看到日本人乘的汽车跟在后面了。
汽车到了胡公馆时,胡夫人急问发生了什么事。胡木兰哭着说:“亚爹不行了!”于是急忙打电话告诉陈济棠。听说陈济棠吩咐将胡汉民的遗体迁去中山纪念堂,然后举行治丧。
后来我没有再见到那个日本人。日本人所乘的两辆汽车的司机都是讲广州话的,在从化别墅时我问过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是西桥的(西桥是指沙面西桥,那里有出租汽车的商店)。
1964年10月
到目前,上述说法没有佐证(仅时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的侯梅说,曾听到关于胡汉民被陈济棠谋杀的传闻)。因此,公认的胡汉民逝世原因,还是认为系1936年5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
1936年5月9日,胡汉民在激烈批判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后,晚上到妻兄陈融的别墅与陈家的教书先生潘景夷下象棋。这最终成了“一盘没下完的棋”。据说,“最后的棋局”是这样的:
第一局胡汉民取胜,次局先占优势。随后,胡跳出象角马跳槽过河,强卧敌槽,再开车渡河,起伏槽马逼出敌帅。横河车压当道,想以卒吃敌马,一举击溃对方。不料,车临河头,对方象角伏了一炮,填入士角,胡汉民犯难了,虽可以吃马,但要丢车。
一着之失,优势转劣。胡汉民对着棋盘苦思不已,喊出一句“头很痛”,从椅子上翻落在地。这时是晚上8时。
经医生诊治,为右侧脑溢血。当晚10时,胡汉民从昏迷中醒来,唤西南党政军要人萧佛成、陈济棠、邹鲁等及夫人、女儿等到床前,口述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情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延至12日晚上7点40分,胡汉民停止呼吸,终年58岁。
当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了胡汉民的死讯,治丧委员会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等人组成。
胡汉民葬礼(图片选自台“国家文化资料库”)
5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胡汉民治丧事宜。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决定:推派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等8人代表国民党中央赴广州致祭,并慰唁胡汉民家属;为胡汉民举行国葬;5月25日至27日三天为全国公祭日。6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胡汉民褒扬令”。1936年7月13日,胡汉民安葬于广州东郊的龙眼洞狮岭斗文塱。
今人议胡汉民之逝世事,常以胡作反例,劝导人们要“心宽气和”云云。此揣摩和臆断而己。
但对于胡汉民的心胸,当时确有同僚作过一些价。
比如孙中山曾讲:“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余者十之一二。”
李宗仁曾评价说:“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有一则轶闻,说胡汉民对张学良说过一段话。从中也颇能体悟其性格。胡讲:“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就是我。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我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我就把总理得罪了。”
如果上述轶闻当真,胡则忘了自己在回忆录中曾记下的这段话(《胡汉民自传》卷十六“劝汪兆铭勿行暗杀”):
精卫自河口失败后,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余屡规止之。……余得其濒行入京手书,仅八字,以指血写之,文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盖精卫于第二十五期《民报》有《论革命之道德》一文,谓“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
薪投于爨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则一。”其血书即约举此义也。余怀此书数年,及辛亥光复广州后,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余仓卒中乃失此书,以重金购求,不复可得,余甚恨之。余等既不能夺精卫之志,惟有极力进行军事,余尤冀广州事成,精卫或可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