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丈夫 周秉德:周恩来为什么让人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讲夫妻情、同志情、亲情、友情、爱情,字字凝聚着深情;讲国事、家事、天下事,处处闪耀着人格的光辉。

《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花费20余年心血凝成的一部关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亲情史”,这是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周恩来、邓颖超的“家风史”,也是一部展现周恩来、邓颖超人格魅力和鞠躬尽瘁革命精神的鸿篇巨制。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周恩来、邓颖超两位共产党员的完美人格和光辉品质。今年,这部“字字深情、句句感人”40余万字的著作,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81岁的周秉德在家乡绍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这部书是我献给亲爱的大伯与七妈的,也是我献给伯父诞辰120周年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部书心中酝酿20多年

周恩来、邓颖超去世后,周秉德一直没有写回忆录。

“并不是我不写,而是当年老人家有交代。伯父多次嘱咐我说,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以此炫耀自己。伯父走了后,伯母也时常嘱咐我,不要写伯父的回忆,对伯父的评价,让人民群众去评价。我们从小就不和别人讲与伯父的关系。伯父走了以后,我一直遵照伯父的嘱咐,不写有关伯父的书和文章。”周秉德说。

1996年到1997年,辽宁出版社多次向她约稿,希望她撰写伯父周恩来的回忆录,但周秉德一直不肯答应。“有朋友劝我说:‘不要把知道的事情带走,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后代。’我听了这话后,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我当时没有退休,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如果再不写出来,许多事情别人都不会知道。

我决定,要写一部伯父的书。“我找到了和我一起筹备《百年恩来》专题片的铁竹伟同志,请她执笔——她是铁瑛同志(原浙江省委书记)的女儿,当时在南京军区工作,她是《百年恩来》的撰稿人。”周秉德说。

周秉德回忆往事,铁竹伟执笔帮助整理,周秉德又先后改了9次。1999年,父辈丛书《我的伯父周恩来》出版。“当时出版时,只有20余张图片,2000年再版时,书中收集了200多张图片。2009年,《我的伯父周恩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另行出版,成为毛周刘朱四人丛书之一。”周秉德说。

2016年,北京金城出版社编辑刘晓晖、特邀编辑慕周找到周秉德,希望周秉德将这本书进行扩充,写成“我的伯父伯母”。

“在此之前我的一些文章,大都是回顾我与伯父相处的情节和感受,对七妈的回顾写得很少。其实,伯父一直很忙,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是七妈照顾教育的。正如有人和我说的那样,七妈是一颗藏在伯父身后的星星,但七妈这颗星星依然璀璨无比。”周秉德说。

正因为如此,周秉德才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下决心写一本《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实际上,这本书在她心中已酝酿了20多年——在她开始动笔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时,她就时常考虑如何写好伯父伯母。她对伯父伯母的情感和思念凝成了一行行深情的文字、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许多史料都是首次公开

(书籍封面)

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这部书中,周秉德首次公开了许多史料。

邓颖超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故事,邓颖超回忆自己身世,周同宇的口述:周总理的家族和幼年、青少年时代等回忆文章等,都是首次公开,书中刊登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也是首次公开。

周秉德告诉记者,“伯父去世后,我仍然常去中南海西花厅陪伴伯母,她给我讲她和伯父的恋爱史,以及她曾两次怀孕流产,还有伍豪事件等许多重大问题,她讲得很多。我当时养成了一个习惯,伯母与我谈话后,我认为重要的,晚上做了追记。书出来后,许多人都说,我当时记下的事很有史料价值。”

为了写好周恩来邓颖超,周秉德还去俄罗斯查看了许多档案资料。如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时的情况,邓颖超写的周恩来介绍等,这些资料显得特别珍贵。

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这部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恩来的父亲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医院治病,得知情况后,他提前出院,冲邓颖超大发雷霆,责怪邓颖超瞒着他。周恩来坚持为父亲守灵至天明。周恩来、邓颖超还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连续5天登载讣告。2013年,李敖先生专门将自己所存档案资料中当年《新华日报》影印件寄给周秉德,并评价周恩来对传统文化造诣之深厚。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是首次公开。

周秉德告诉记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查阅大量资料,精心撰写和修改文章,增加了邓颖超给共产国际《关于周恩来同志》的情况汇报、著名作家叶嘉莹的对联等,使这部书更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严”字当头

伯父那里没有“照顾”两字

(作者照片)

周秉德自幼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长大,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事,从小受到周恩来家风的熏陶、影响。两位伟人对周秉德的教育,十分严格,可谓是“严”字当头。

在周恩来身边生活的周家兄弟姐妹中,周秉德年纪最大,因此,周恩来和邓颖超如有事通知亲戚,周秉德便是理所当然的“传令兵”。“伯父伯母让我多跑些路、多做些事,毕竟,我年纪大点。”周秉德说。

周秉德曾先后对两位青年“有点意思”,因为邓颖超提出一些看法,她先后断绝与这两位青年的交往。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同意后,周秉德才与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沈人骅恋爱结婚。

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周秉德从小就懂得要以国家为重。初中毕业后,她去读师范学校,到乡村做了一名教师。周恩来知道她调到区委机关工作后,便严肃地问她“你怎么不当小学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周恩来在得知是基层组织工作需要安排后,才没有“追究”。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周秉德一直在基层工作10多年,也没有因照顾而提职。1964年,周秉德与沈人骅结婚,1965年,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她生下孩子休完产假后,立即从北京调到西安工作。1970年,沈人骅调到遵义军工厂工作,周秉德也随丈夫到遵义山沟里落户,直到1974年,沈人骅调回北京工作,周秉德才回到北京。

“我调回北京时,伯父也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因他的关系调回北京?还是七妈说,秉德是军人家属,回北京是随军调动。说实在的,伯父那里,没有‘照顾’两字,只有‘严’字当头,只有党和国家的需要。因此,我们兄弟姐妹所有人的工作,都靠自己,没有得到丝毫照顾。伯父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也从来不让七妈担任重要职务,七妈对伯父的这种做法也能充分理解和支持。”周秉德说。

周恩来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为什么让人感到很温暖、很自豪?“要想全面地了解周恩来,就一定要深入了解邓颖超,他们两个是不可分开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的原因。”周秉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