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丈夫沈人骅简历 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笔者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拜访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约在家等我们,她精神挺好,始终充满热情,显得十分精明干练。她家客厅布置得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的主墙上悬挂着那副由意大利摄影师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伯父身边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与教诲,周秉德显得分外激动与忘情,她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厅的岁月。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女孩诞生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采访时说:“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此,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当共产党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四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联系。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闲谈中,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周恩寿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华北革命大学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母亲与弟妹,随父亲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他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周秉德的母亲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邓颖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泽东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周秉德随伯父到火车站去接伯母。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
“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伯母问好。周秉德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七妈(指邓颖超)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满腔的父爱母爱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现在嫡亲侄女来到身边,夫妇俩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儿一样疼爱万分,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她很快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很多小伙伴,她们在一起看书,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渐渐地,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使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
于是,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望伯父、伯母,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件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第一套是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周秉德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了另一套黄卡其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觉得周秉德的衣服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帮忙解释道:“秉德住校,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年幼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1949年11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考虑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都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由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这顿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说没吃完的就丢掉。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说不能忘了本——因为原来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
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他也一定要捡起来吃到嘴里,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
”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当了26年的总理,皮鞋只有3双,不肯要新的皮鞋。脚底坏了,经常就去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用原来老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都看见他的照片中衣着一直都是很笔挺的、很整洁的——但是里面却穿着很多补丁的衣服,有的衣服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就换个衣袖或领子,显得比较整洁干净。
他的睡衣、睡袍也有很多补丁。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七妈要了伯父的一件‘破’旧的衣服,那是一件蓝白条的睡袍,有几十个补丁,都是用手绢、小毛巾、纱布等补的。
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级有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心里有些沮丧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一个教师梦开始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一毕业她就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在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真正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周秉德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 ,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暴露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伯父、伯母为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
“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还是组织,并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在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对侄女的终身大事,周恩来夫妇操了不少心。邓颖超常常提醒周秉德:“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谈到自己的恋爱观,他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1958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对方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另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的。看到他们来,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七妈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用比较严肃的语气开导周秉德:“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
”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对沈人骅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是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认识沈人骅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对方的情况,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结了婚。“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七妈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七妈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七妈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周秉德还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
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记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当时周恩来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
“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视已被关押半年的父亲,可是未被允许。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诬陷周恩寿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
江青批送周恩来处,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周恩寿被秘密抓走。几个月后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案子却移交给了“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寿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周恩寿出狱时,周秉德与父亲相拥而泣。周恩寿含泪对周秉德说:“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就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与伯父通最后一次电话、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便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情绪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周恩来依然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天,一走进西花厅,周秉德只见伯父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当时伯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周秉德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周恩来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当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而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来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遗容,周秉德难过极了。
周秉德回忆说:“除了撒骨灰,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
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
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今年是七妈100周年的诞辰,老人的影子还是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无法忘记七妈对我的关爱,她襟怀坦荡、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本色值得人们学习”。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关伯母的相关纪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周恩来像前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开满海棠花、芍药花的庭院和园中的小径,她仿佛可以看见伯父、伯母的身影,听到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绵绵不绝的思念之中无法走出来。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于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作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说,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来源: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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