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篆书墨迹 书摘丨章太炎:历史之重要
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其经文不过万字,易读亦易记。
经术之归宿,不外乎是矣。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今日学校制度,不便于讲史。然史本不宜于学校讲授,大约学问之事,书多而文义浅露者,宜各自阅览。
书少而文义深奥者宜教师讲解。历史非科学之比,科学非讲解一步,即不能进一步。历史不然,运用之妙在乎读者各自心领神会而已。正史二十四,约三千余卷。《通鉴》全部,六百卷。如须讲解,但讲《通鉴》,五年尚不能了,全史更无论矣。
如能自修,则至迟四年可毕二十四史。今学校注重讲授,而无法讲史,故史学浸衰。唯道尔顿制实于历史之课最宜,然今之教员,未必人人读毕全史。即明知道尔顿制便于学生,其如不便于教员何?《吕氏春秋》有《诬徒》篇,今日学校之弊,恐不至“诬徒”不止,诚可叹也。
《二十四史》
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史类目繁多,正史之外,有编年,有别史,有论制度之书,有述地理之书,有载奏议之书。荀悦《汉纪》,别史类也。《通典》、《通考》,贯穿古今,使人一看了然,论制度之类也。志表之属,断代为书,亦使人了如指掌,亦论制度之类也。
地理书却不易看,自正史地理志外,有《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之属,山川形势,古今沿革,非细读不能明了。奏议往往不载于正史,但见于文集,亦有汇集历代名臣奏议为专书者。
今之学者,务欲速成,鲜有肯闭门读书十年者。然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辍,亦不过四年。若但看四史,四史之后,看《通鉴》,宋、元、明鉴之类,则较正史减三分之一。一日看两卷,则五百日可毕。
而纪事之书,已可云卒业矣。至于典章制度之书,《通典》古拙,不必看。看《通考》已足。施于政治,《通考》尚有用不着之处。三通不过五百卷,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地理书本小多,《读史方舆纪要》为最有用,以其有论断也,旁及地理、挂图,且读且看,有三四月之工夫,即可卒业。
奏议书流畅易看,至多不过一年亦毕矣。如此合计纪事之书一年有半,制度之书八月,地理之书半年,奏议之书十月。有三年半之功程,史事已可烂熟。
即志在利禄者,亦何惜此三年半之工夫,以至终身无可受用乎?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左、胡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
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即如吾人今日,欲知中华民国之疆域,东西南北究以何为界,便非读史不可。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古人有不喜人讲史者,王安石变法,唯恐人之是古非今,不得自便。
今人之不喜人看史,其心迹殆与王安石无异。又好奇说者,亦不喜人看史。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无一步登天之理。是故诡激之流,唯恐历史之足以破其说也。至于浅见之人,谓历史比于家谱,《汉书》即刘氏之谱,《唐书》即李氏之谱,不看家谱,亦无大害。
此不知国史乃以中国为一家,刘氏、李氏,不过一时之代表而已。当时一国之政,并非刘氏、李氏一家之事也。不看家谱,不认识其同姓,族谊亦何由而敦?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洽?又或谓历史有似账簿,米盐琐屑,阅之无谓,此不知一家有一家之产业,一国有一国之产业,无账簿则产业何从稽考?以此而反对读史,其居心诚不可测矣。
信如所言,历史是账簿是家谱,亦岂可不看。
身不能看,唯恐人之能看,则沮人以为不足看也。政界之人如此,学界之人亦如此。学生又不便以讲诵,家谱、账簿,束置高阁,四万万人都不知国家之根本何在,失地千万里,亦不甚惜,无怪其然也。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会称东三省本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竟无以驳正,此岂非不看家谱、账簿而不知旧有之产业乎?
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尚书》、《春秋》,本是史书。《周礼》著官制,《仪礼》详礼节,皆可列入史部。
西方希腊以韵文纪事,后人谓之史诗,在中同则有《诗经》。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精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是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
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娶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稼,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
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即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稼,不得不小有积蓄。
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主,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已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
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之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然六经之中正式之史,厥维《春秋》。
后世史籍,皆以《春秋》为本。《史记》有《礼书》、《乐书》,《汉书》则礼、乐皆有志,其意即以包括礼经一门。《司马相如传》辞赋多而叙事少,试问辞赋何关于国家大计?而史公必以入录耶?班固日赋者古诗之流也,盖《史记》之录辞赋,亦犹六经之有《诗》矣。
史公《自序》日“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班固亦有类此之语。南今观之,马、班之言,并非夸诞。良史之作,固当如是也。
史与经本相通,子与史亦相通。诸子最先为道家,老子本史官也。故《艺文志》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史官博览群籍,而熟知成败利钝,以为君人南面之术。他如法家,韩非之书称引当时史事甚多,纵横家论政治,自不能不关涉历史。
名家与法家相近,唯农家之初,但知种植而已。要之九流之言,注重实行,在在与历史有关。墨子、庄子皆有论政治之言,不似西洋哲学家之纯谈哲学也。今日学士大夫,治经者有之,治诸子者有之,而治史则寡。不知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国家。历史即是账簿、家谱之类,持家者亦不得不读也。
复次,今日有为学之弊,不可盲从者二端,不可不论。夫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规范,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同者,乃在讲哲学讲史学,而恣为新奇之议论。在昔道家,本君人南面之术,善用其术,则可致治,汉人之重黄、老,其效可见矣。
一变而为晋人之清谈,即好为新奇之议论,于是社会遂有不安之状。然刘伶之徒,反对礼教,尚是少数。今之哲学,与清谈何异?讲哲学者,又何其多也?清谈简略,哲学详密,此其贻害,且什百于清谈。
古人有言,智欲圆而行欲方,今哲学家之思想,打破一切,是为智圆而行亦圆,徇己逐物,宜其愈讲而愈乱矣。余以为欲导中国人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后,庶几能收其效。否则推波助澜,载胥及溺而已。
又,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无如今之考古者,异于谯周、苏辙,疑古者流,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
古人之治经史,于事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如姜螈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刘媪交龙于上而生高祖,此事理所必无者也。信之则乖于事实。又同为一事,史家记载有异,则辨正之,如《通鉴考异》之类,此史学者应有之精神也。
自此以外,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疾者尔。日本人谓尧、舜、禹皆是儒家理想中人物,犹自以其开化之迟,而疑中国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不知开化本有迟早,譬如草木之华,先后本不一时,但见秋菊之晚开,即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日本人复疑大禹治水之功,以为世间无此神圣之人。
不知治河之功,明、清两代尚有之,本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大臣之下,固有官吏兵丁在,譬如汉高祖破灭项羽,又岂一身之力哉?此而可疑,何事不可疑?犹记明人笔乘,有丘为最高、渊为最深之言,然则孔、颜亦在可疑之列矣。
当八国联军时,刚毅不信世有英、法诸国,今之不信尧、禹者,无乃刚毅之比乎?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
【本文选自《章太炎全集·演讲集》】
《章太炎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王仲荦姜亮夫徐复章念驰王宁马勇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