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专访范立欣 赵琦:独立纪录片的国际化路线

好友相识十几载,共同做事情已有七八年,他们都是纪录片工作者,他们怀揣着对中国纪录片人的梦一路走来,他们共同完成了国际纪录片《归途列车》,他们就是范立欣和赵琦。

《归途列车》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大家都被《归途列车》的光环所吸引,可是关于光环背后的故事又有谁来解答?

其实,每种成功的背后,都少不了亲历者对梦想的坚持、对未来的憧憬。而《归途列车》光环的背后正是范立欣与赵琦对纪录片的坚持,对中国纪录片未来的憧憬,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与公益心。

范立欣的纪录片情缘

范立欣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武汉电视台做摄影师。

1998年,很巧的一个机缘让范立欣接触到纪录片并爱上了它,“我的同事在北京参加一个纪录片大会,是黄河台和中央台海外中心联合举办外宣的会议,他回来时带了一本外宣的会议纪要,放在了办公桌上。我那天很巧的看到厚厚的会议纪要,于是翻了几页,看着看着我就入迷了,纪要的内容就是一些很有名的纪录片导演和电视台的前辈对自己的创作与当下纪录片的现状的总结,很有意思。”范立欣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心惊胆战的把纪要拿回家里,一直看,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那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纪录片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

当时是90年代末,中国的DV刚刚开始的时候,范立欣自己攒钱,买了一个小DV,开始拍摄周围的人,“我想很多的纪录片导演也是从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开始,慢慢扩大关注范围,关注社会现象、关注边缘群体。”范立欣最早跟踪拍摄了他家附近的一个踩三轮车的人,他是河南人来城里打工,范立欣跟踪拍摄他一年,做了一个小片子。可惜的是,这个片子没有任何播出和放映的希望,只有范立欣的几个亲友看过,所以至今还是束之高阁。这也导致了他后来对国内纪录片产业的思考。

2003年,范立欣离开武汉电视台来到中央台英语频道工作。在工作之余,他开始与赵琦一起做纪录片,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对话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希望能为中国的纪录片做一些事情。

赵琦的纪录片情缘

赵琦很小的时候看过许多长辈们拍摄的专题片,专题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1996年,赵琦来到电视台工作,看到了孙曾田导演指导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这种不同于以往专题片的形式,令赵琦眼前一亮。“之前的专题片,故事性会弱一些,主观性会更强一些。《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不同于专题片的叙事语态,让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意思,也希望可以参与进去。”

当时,赵琦还在电视台做一些前期后期的工作,慢慢尝试着做独立的编导,那个时候中国的纪录片更多关注少数民族题材,摄制组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比如云南、四川等地拍摄。

那个时候也接触了很多的专题片。“我在自己做了很多专题片之后,才发现纪录片才是自己的心仪之路,纪录片有更多表述自己实际看法的空间。”

2002至2003,因公派留学,赵琦去英国学习纪录片导演专业。留学期间,接触了许多国际纪录片作品的赵琦突然意识到无论从题材、从拍摄手法、从讲故事的方式、从后期的剪辑来讲,纪录片都有更加广阔的天空。国外留学的经验给了赵琦很大的帮助。

赵琦回国后,在电视台开始了与立欣的合作。他们尝试为陈虻主管的“纪事”栏目做试验纪录片《谈话般的生活》。那段时间,他们都在陈虻的帮助下为中国纪录片默默无闻的耕耘着。“陈虻对年轻人非常关注,并给予极大的帮助,我和立欣都受恩于他,非常感激他!”

之后,赵琦与范立欣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制作出了《归途列车》,并得到了认可,也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翻开了崭新一页。

访谈实录:

良友:我知道范立欣一直都很关注中国飞速发展变化中的社会问题,《归途列车》正是反映了这一问题,赵琦也关注这点吗?谈谈您们当初合作的原因吧。

范立欣:我个人一直都是很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问题。这点是我个人喜好,也与家庭教育有关。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就告诉我要尽量帮助身边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出生在农村,我在城市长大,不过我很关注我身边的农民,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一直在为我们的生活努力着,他们的艰难困苦触动着我,让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们的生活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赵琦:我们的合作原因在于,我们都对纪录片抱有梦想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