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梅贻琦 清华前校长梅贻琦为何当年去了台湾?
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和姿势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在RQ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
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
( 梅贻琦,字月涵。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作者:蒋方舟,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中国青年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