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沈文裕最新情况 赵涵漠:地下室里的沈文裕
《人物》 2013年10月号 文
赵涵漠 采访
赵涵漠 文雅茜 摄影
水生木
Who is it 沈文裕,钢琴家,1986年生于重庆,2005年获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大赛金奖。 一个耀眼的钢琴天才,和他的“超级天才”父亲。 微博上有人将李斯特《钟》的3种版本演奏视频链接摆在一起。
一段主角是李云迪,他穿着深色西装、戴白色领结。不同机位来回切换,特写演奏者五官、灵巧的手指和干净的袖口。 另一段来自伦敦iTunes音乐节,郎朗在尖叫声、人们挥舞的手臂和干冰喷雾中出场。一曲终了,他起身鞠躬,然后食指像摇滚明星那样刺向斜上方,“Are you ready, for more?” 在第三段,一架摆满琴谱、相框和黄色小刷子的钢琴最先出现在镜头。
两秒后,一个穿红线衫的小个子走到钢琴前,“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也被清晰地收录进来。
他的几缕头发支棱着,弹到最复杂的部分时,小小的身体简直像要拧起来了。直到尾声,他抬起头,身体后仰,手臂挥出休止符般的半圆。就因为这点大动作,后脑勺和半边身子出镜了。
随后,沈文裕先生起身走向镜头,“啪”地关掉摄像机。 很难想象沈文裕的名字曾与前两位钢琴家有过联系。加籍华裔乐评人朱贤杰曾引用洛杉矶《侨报》转引《纽约时报》对沈文裕少年时的评论称,“如果说李云迪是抒情王子式的天才,郎朗是激情冒险家式的天才,那么沈文裕就是冷静的哲学家式的天才,他能举重若轻地征服任何最高钢琴技术难题,对音乐理解更具有内省般的直觉,他将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代钢琴大师。
” 但乐评人的猜想未能实现,甚至恰恰相反,沈文裕11岁留学德国,19岁肄业归国,现在他27岁,大部分演出邀约来自中国三线城市的琴行。
有时长达几个月,他连一场音乐会也没有。他的父亲曾给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剧院打电话自荐,对方毫不客气地说:“你以为这里什么人都能演出?不是谁想演出就能演出的!
” 天才 每天至少有6个小时,沈文裕与他的斯坦威钢琴一起待在地下室里。这是北京南五环外一栋楼龄13年的联排别墅,绿色藤蔓掩映棕红色的大门。
2008年,为了获得更多演出机会,他与父母从成都搬到北京。他们租住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客厅有一条窄小的楼梯通往地下室,练琴可以不被投诉,也免得邻居因愤怒而敲响暖气管子。 在《人物》记者初次见到沈文裕的前3分钟,他显得相当稳重自信,但端着水果微笑着出现的母亲很快就把他拉回了孩童的位置。
“沈文裕,打招呼了吗?”母亲问。 “打了。”他笑笑,没有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斯坦威三角钢琴花掉了沈文裕此前若干年的演出费积蓄,120多万。
去年刚买回来时,他每天弹到深夜,舍不得离开。“时间太晚真不能弹了,就很轻很轻地摸琴键,听钢琴的余音。”这时他左手还端着一碗盖着炒豆角的热气腾腾的米饭,却忽然抿起嘴,闭上双眼,右手在空中模拟着弹起来。
沈文裕趿拉着高飞狗图案的拖鞋,与160多厘米的身高相比,头的比例显得过大。留了很久的长卷发前段时间被剪掉了,他拍了拍头,“别人说我像个小学生。”但当双手放在钢琴上时,他展现出掌控一切的自信,先弹了一段《月光》,接着弹《夜曲》和《葬礼进行曲》。
“你听,声音就像针一样,”他抬头微笑,“就像针落进海水里。” 沈文裕是钢琴家的料,他是一个天才,没见过这样的天才——85岁的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告诉《人物》。
她笑着补充了一句:我们这种就是地才。 当沈文裕仅仅5岁,只有一台20元的玩具钢琴时,就能模仿出刚听过的旋律。生长在重庆的父亲肖元生是个体经营者、职业股民,妻子涂镜屏是家庭主妇,他们此前甚至不知道钢琴的样子。
但孩子的天赋依旧被察觉了。他5岁学琴,6岁过六级。当时他个头太小爬不上琴凳,考试时还是被抱上去的。评委再把他抱下来时,这大头小孩儿扭着身子认真追问:“我是从万县来的,明天还来弹不?” “他这个孩子不像一般的孩子,他就喜欢弹琴,哪有一般的孩子那么喜欢弹琴的?”周广仁说。
1996年一位南非来四川音乐学院的访问学者注意到沈文裕,带他去南非旁听雅辛斯基的大师课,雅辛斯基后来曾连续三届担任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会主席,包括李云迪获金奖的2000年那届。
课堂上,有学生弹“玛祖卡”总达不到要求,旁听生沈文裕突然自告奋勇上琴演奏。他的表现流畅极了。在雅辛斯基示意下,他又弹了一首。
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大师的手臂使劲在空中一挥,“这真是个奇迹!” 电视台专门采访了那位发现他的学者,沈文裕受邀在南非举办了8场巡回演奏会。有人称他“莫扎特第二”。南非乐评人写道,“难以置信,除非你自己听了。
如不被像灯泡一样烧坏,将来可成大师。” “非常有底气,人家都鉴定了,就是大师的料!”肖元生决定送儿子去德国——贝多芬和巴赫的故乡。 出国前,全家人看了录像带电影《闪亮的风采》。沈文裕关注的是主角,被父亲要求去挑战号称“世界上最难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最终勉强练成了这部作品,却精神崩溃。
这故事让沈文裕又害怕又着迷。一次在香港演出过后,别人要送他礼物,他说“不要玩具要谱子”。
“拉三”的曲谱买来后,先在琴房小心翼翼地试弹了5页。“生怕弹了以后就疯了,”他回忆,“可感觉没那么难,虽然音符很多。”只用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将有着13万多音符的“拉三”练成了。后来在德国,人们称呼沈文裕为“弹拉三的孩子”。
但肖元生却从电影中看到另外的内容。男主角独自留学,缺乏照料,生活过得一团糟。肖元生由此确立了教育信条,“他学琴以后,我就让他完全地生活在音乐世界里,尽量与外界隔离。因为所有成功人士都要全身心地做一件事情,才能做到出神入化。
” 超级天才 肖元生性格强悍但身体孱弱,长期受心脏病和失眠折磨,每天最多只能在院子里走100步,总怀疑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他强调自己“在贫民窟里长大”。
他的国民党军官父亲姓沈,但后赴新疆服刑,为了免遭影响,肖元生跟母姓。他摆过地摊,开过书店、台球室、游戏厅,如今他弓着背坐在塞满甜苦药味的房间炒股。他炒股的风格是短线快炒,小赚即抛。 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
“(八九十年代)我订了20多种改革的刊物,最早的一个论文就是《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利弊》。我有三十几篇论文,全部是国家的大问题,只有国家领导人考虑的问题我才去考虑,我写好了就直接寄给国家领导人。
”他说得激动,倒出巧克力球般的保心药丸嚼起来。“我经常跟沈文裕说,你规规矩矩听我的话,你是天才,老子是超级天才!” 肖元生从未收到回信,更没得到任用。直到年幼儿子的才华突然得到证明,“我发现,我要把这头丢掉,这条路走不通,(沈文裕)那个才是现实。”
2005年春末,沈文裕母子留德近7年后,肖元生第一次办成了探亲签证。此前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越洋电话里问:“今天有什么好消息?”获奖、找到经纪人、有演出都是他想要的好消息。沈文裕记得,父亲曾说如果他弹琴能像欧阳锋那样就好了,虽然欧阳锋最后疯了,但至少武功天下第一。
2001年,在德国待了3年多后,沈文裕已经转学至汉诺威音乐与戏剧大学。周广仁回忆,自己最初将他推荐给Goetzke教授,但后来被称作德国音乐教育三驾马车之一的凯沫林也想教沈文裕,最终Goetzke让给了凯沫林。
两年后,沈文裕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摘得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钢琴大赛银奖。他的演出事业前途光明,凯沫林热心地为其与慕尼黑一家知名经纪公司牵线。
就在肖元生访德期间,公司为沈文裕在一座千人音乐厅举行了音乐会。 在肖元生眼中那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经纪人,“全世界最大的演奏家都在他手里”,曾说“我所有的钢琴家都要住五星级酒店!” 2004年沈文裕回国到上海演出就住五星级酒店,肖元生一坐到那儿,“我就感觉有罪一样”,马上带着一家人搬出来换了一家三星级。
在德国,还差半年沈文裕就从汉诺威毕业的时候,出于至今难以完全解释的原因,肖元生决定全家回国。
“我是故意使坏,非常野蛮地必须回国,任何都挡不住,谁要挡我我就拼命!” 他最先给出的理由和孤独有关。过去他独自生活在成都,股票交易电脑化后,活动范围更被缩小到空荡荡的屋子。一年中秋节后,他吃了整整三个月的月饼,想吃点热乎饭时,他就把月饼蒸着吃。
对于几乎不会德文、英文的肖元生来说,如果妻子儿子在国外生活和发展,那未来的一切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不回来了,根本就是整个人生都被毁掉了。” 而且,他还记得沈文裕的音乐会开场前,长期追踪欣赏沈文裕的德国乐评家霍尔维茵,听说他就是沈文裕的父亲,“他从人群里倒退了几步,然后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我鞠了个躬。
旁边的中国人翻译,乐评人是在感谢我培养出了这样的天才。
”肖元生说,“过去我还把沈文裕定位在学生。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说实话,我要重新估算沈文裕的价值,他是一个公认了的天才,货真价实的天才,那我把他放在德国浪费时间干什么?” 肖元生说凯沫林曾写道,“欧洲已为他敞开了事业的大门,可他却坚持回国。
”但肖元生认为他已为儿子谋好出路。 沈文裕记得,父亲访德期间营造出了相当恐怖的气氛。有一天肖元生突然说,自己手表的秒针不是一格格移动,而是非常奇异地一下跳转五六格。
他说自己母亲去世前就有这个征兆,这说明,“再在德国待下去,命都要保不住了。” 一次学校举办音乐会,沈文裕的演奏被安排在深夜12点,瘦弱的肖元生背着超市环保袋陪儿子参加。后来沈文裕才知道,父亲怕这段时间因为要走的事和老师闹矛盾,其他学生会趁机报复,环保袋里装了一把榔头。
“我一直为当职业演奏家努力,但我当时做不了决定。”沈文裕说,“突然签到了(经纪公司),又闹了这么一场。那些来得太猛了,我就懵了。
” 2005年夏天,肖元生先回国,18岁的沈文裕赴美获得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11月回国。2008年美国乐评人罗伯特•托马斯回顾历届拉赛获奖选手时,还不无遗憾地提到了沈文裕,“现在,他所有的演出都在中国。
” 比赛 8月10日,母亲陪沈文裕前往江苏宿迁举办音乐会。观众大多是琴童和家长,800人剧场的入口处在售卖爆米花和饮料。即便在演出进行中,过道里也来回穿梭着要上厕所的孩子和追在身后的妈妈。
仓促布置的舞台上挂着“沈文裕宿迁钢琴演奏会”的巨幅海报,以及两条协办单位妇产医院的条幅:“今天的婴儿,明天的世界”,“产前筛查,一个都不能少”。 演出接近两个小时,除了台下咯吱作响的座椅,沈文裕没注意到其他干扰。
既定曲目结束后,主持人以晚会般的情绪带动观众: “沈文裕弹得好不好?” “好!” “要不要再来一首?” 这次回答不再整齐,各种喊声交叠在一起,“野蜂飞舞”、“彩云追月”、“土耳其进行曲”。
主持人听不清了,“野鹤飞舞?” 随后沈文裕以《野蜂飞舞》返场,速度令人惊讶。这符合观众对他的预想:听说他是弹什么曲子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演出结束后,他的西服被汗浸得湿乎乎的,但情绪高昂,“今天挺好,观众也热情。
” 他将演出看做“度假”,出场前会场播放的《采蘑菇的小姑娘》和结束后立刻响起的《跟着感觉走》都不能影响到他。如果瞄到台下有位打扮入时、气质出众的美女,还会弹得特别起劲。 现在,肖元生打理沈文裕的所有网络事宜,包括新浪微博,一条征募音乐会的微博曾长期置顶。
另外,沈文裕母亲的弟弟是个下岗工人,人在重庆,帮沈文裕联络一些琴行的演奏会。 肖元生承认,现在沈文裕是“被压住的状态”,“沈文裕就是圈子里的下岗工人”。
“如果不回来的话,肯定演出很多了。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然后肖元生又说回国没错,错在自己“不会经营”。 回国后的肖元生没拿到预期中的唱片公司的合同。曾任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曾引荐其回国后与唱片公司谈合约,并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
苏立华回忆,肖元生提出两三千欧元的报酬。苏立华说,“唱片相当于钢琴家的名片,陈萨在Pentatone的第一张专辑和宁峰在Channel Classics的第一张专辑,都是我引荐的。
首张专辑作为彼此第一次合作共同打开市场,唱片公司都没有给二位演奏家录音费,而是从唱片销售中按比例享受销售收入。”但肖元生觉得不公平,拒绝了。
周广仁曾在日本遇见凯沫林,凯沫林请她转告沈文裕,“他只要回来,我一定教他。”但直到2012年凯沫林去世也没有等到沈文裕回去。 而据肖元生说,刚回国时曾有中间人传来消息,说格拉夫曼(郎朗的美国老师)乐意收沈文裕为学生,但是当时他们完全不想出国。
沈文裕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比赛上,顶着伊丽莎白和拉赫玛尼诺夫双料得奖者的名号。为了奖金,有时候有3万美金,还有为了打知名度。 沈文裕的妈妈说,“他们都不知道伊丽莎白比赛,他们可能只知道肖邦比赛。
” 2007年,沈文裕出现在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这令同在现场的乐评人朱贤杰感到惊讶,“就像钢琴家鲁普说过的,赢得大赛的好处,就是再也不需要去比赛了。然而沈文裕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是再三地这样做了。
” 这是朱贤杰首次听到沈文裕的现场演奏,他被震撼了,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沈文裕的技巧。但当沈文裕演奏超时,评委当即按铃打断。朱贤杰猜测,“这可能说明评委有点不耐烦,已经不想听完了。
” 当晚复赛结果宣布,沈文裕没能进入决赛。为止步决赛的选手颁发证书时,朱贤杰看着舞台上的沈文裕拿着证书,对着没完没了的闪光灯孩子气地笑着,心里忽然一阵难受。 他专门采访了评委。伯纳塔建议沈文裕“更多地了解生活,甚至譬如交一个女朋友,或许会对于音乐有另外的感受”。
汤姆森认为沈文裕“必须遏制他的技巧,不要让技巧超越了音乐”。而格拉夫曼——郎朗的老师——说,“他的钢琴技术非常棒,但是他需要一名导师,不一定比他更聪明,但是至少比他更有经验。
他已经21岁了,生活上他应该独立,成为他自己。” 朱贤杰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沈文裕一再参加比赛,难免引起评委的厌倦,审美疲劳了。 沈文裕曾在一次参赛时遇见一位来自德国的音乐界权威,大师擦肩而过时对他说了一句“stupid”,沈文裕不知道该说什么,按他理解,这位一直很喜欢他的老师在以这种方式提醒他,你明明知道拿不到奖,你还参加。
2008年,沈文裕又出现在央视举办的钢琴小提琴比赛,他的出现再次令圈内人感到惊讶,有人评论说他“和小孩子争名夺利”。
肖元生一度决定让儿子退赛,词都写好了,打算让沈文裕当众宣布,但是又听到旁边有人评论,“把央视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肖元生打消了退赛念头。
沈文裕如释重负,他无法想象那些话自己怎么说得出口。 沈文裕获得了这个比赛的第一名,肖元生觉得这是他们回国后少有的成功运作,带来了随后很多琴行演奏的机会。
“实际上,沈文裕的名气完全靠央视那个比赛,演10年的名气都不如在央视一次比赛。” 独立 父母、沈文裕、钢琴组成了独立王国,保障沈文裕专注弹琴是首要任务。多年来,母亲为他提供饭菜、衣物及无时无刻不在的陪伴,父亲则负责提供思想。
地下室里摆着微微泛黄的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国前,肖元生曾专门将此书重点画上红线交给儿子,让他读标红部分,学习尼采天才的意志。后来沈文裕在汉诺威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尼采的《钢琴曲》全集,两本。
“他自己作曲,还挺勤快的,确实写得不怎么样。” 沈文裕对生活其中的城市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浪费时间”。他只去过天安门、颐和园,在演出途中的出租车上看过城市风景。
他对钱没有概念,也没钱包。他曾自己去理发,但后来理发店搬走,就“太远找不到了”。 “你现在有时候会自己出去吗?”记者问。 “不可能。” “为什么?” “爸爸不允许。” “为什么?” “这个没有为什么的。
” 所有认识沈文裕并接受采访的人都用“单纯”形容他的性格。周广仁回忆,沈文裕刚来北京时跟她说:“我不会说话,常说错,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有次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盼着客人多玩一会儿,结果却问,你还不走啊? 沈文裕刚回国时一度向媒体呈现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出言狂妄的“超龄儿童”形象。
他一直很羡慕郎朗的口才,曾对记者说,郎朗技术挺好,口才也很好,他的口才就算上春晚演小品都不会差。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沈文裕建议郎朗上春晚演小品》。
那段时间肖元生指导儿子看《厚黑学》。沈文裕说他当消遣看,有收获,“黑是不会的,但是厚。”他说,“确实当前脸皮厚挺多的。” 当被问起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时,他愣住了,想了一会儿便开始绕着客厅来回走,“这是个好问题,最疯狂的事?最疯狂的事?”半天抬起头,“在德国,我逃课去打过羽毛球。
”然后他继续琢磨,直到十几分钟后在妈妈提示下想起,17岁时和妈妈吵架,他愤怒地推倒了冰箱。那时他喜欢一个拉小提琴的意大利女孩,为了拉近关系给她伴奏,妈妈发现了,“简直太崩溃了。
”他说,“以前都是,一有点那个苗头马上就给我杀了,跟人家没成她就高兴得不行。” 那个阶段,他思考过“独立”的问题,但这个念头很快被他爸爸的思想工作击溃了。
“没办法。” 他说那时同龄孩子中只有他妈妈“随时随地跟着”。一个德国师弟嘲笑他“什么都不会,以后只能上街要饭”。 他和同学相处得不算好。每次上大课,同学一个个表演,老师点评,“每次我弹,他们全跑了,没人了,我觉得很尴尬,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很正常,你要忍受得住。
”后来他爸爸说,人家水平差不多你追我赶,你来了,一下就成了老师的红人。 没过几年,沈文裕回国,过上了比在德国时更不必社交的生活。
香港曾有音乐会想邀请沈文裕,他提出母亲也得随同前往。主办方的一位欧洲女士对此很不耐烦,告诉沈文裕必须独自出席,“你是男人,不是Baby了!” “被一个女的外国人骂,当时觉得还是挺气的。
从那以后,就不想再想(独立)这个问题了。头疼。”沈文裕说,“耳朵都起茧,听太多了。” 两年前,沈文裕再次因为女孩和家人起了冲突。一个之前在深圳认识的女孩在网上替受攻击的沈文裕打抱不平,肖元生把她夸了一顿。
沈文裕和女孩谈起“短信恋爱”。两个月后肖元生觉得不妥,他将儿子叫上二楼,要他分手。沈文裕形容自己“傻掉了”,然后他站起来,狠狠将茶杯摔到地上,茶杯没碎,他爸爸把茶杯捡起来,又猛摔一次,这回碎了。
沈文裕愤怒地离家出走,冲出门口却不知何去何从。他妈妈追出来,打电话给附近熟识的录音师,让沈文裕借宿录音棚。 谈起与父亲——这个家庭的权威——之间的关系时,沈文裕显得有些消极,“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反正讨论不会平起平坐,他比较激动,又喜欢讨论。
” 肖元生也感到儿子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我说他他不开腔,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去。他不会照着办的,绝对不会照着办的。” 遗憾 如果说沈文裕在长大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什么期望,那就是“不要提前死,把自己烧焦了,不要像灯泡一样烧坏了”。
眼下的境遇似乎无法与他的才华匹配,但是沈文裕看上去淡定极了,“你不去想就不会痛苦。”他说。 换过那么多地方,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最好玩”,因为“有院子,还有斯坦威”。
他对斯坦威的爱在肖元生看来接近“变态”,每次弹琴前都强迫症似的洗手。跟《人物》记者聊天中间他碰了一次手机,接着又上楼洗手去了。 当初在德国时凯沫林曾开玩笑,郎朗叫longlong,你改名shortshort吧,“短短”。回国后也有找上门来的经纪人号称要把他做得像郎朗一样红,“怎么可能呢?”沈文裕说。
沈文裕对是是非非不感兴趣,“烦”。他基本不看有关自己的报道,也没看过朱贤杰写他的那篇文章,“太长了”。在妈妈看来,沈文裕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你说他好他也不在乎,你说他不好他也不在乎”。倒是他爸爸对那篇文章非常恼火,觉得在借评委之口批评沈文裕“有技巧没音乐”。
“反正我就是顺其自然,是天才就是天才,不是就不是。”沈文裕试图解释“天才”,“我天才的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说跟人家比之后,才确定自己是不是天才。
而是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好像上天给我什么东西似的。” “我没看出他对名声的欲望,也许有,但不强烈。我们谈话,他没有提到过一次。”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朝说。 肖元生总叹着气,“他现在过的就像退休的生活。
他没名利心。这把你的才华、天赋都浪费掉了嘛。” 在地下室录制演奏视频并上传网络成为沈文裕如今最重要的工作。9月末《人物》记者再次采访的前一天,他一遍又一遍地录制肖邦的《离别圆舞曲》。
摄像机安在离钢琴不远的三脚架上,底下垫着三本德文版《哈利•波特》。 这是他钢琴生涯中最紧张的时刻之一,现场演奏会消失在空气中,录音室则可以剪辑调音,但录制视频只能一遍遍地一气呵成。然后挑出最好的一遍。
他无意识地浮想,不知道每一遍上天都会给他什么灵光。“我记得37遍好像是跟情人在吃晚饭,然后点个比较高的那种蜡烛。有时候想得正面一点,比如现在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有,但还是蛮不错的。” 拍完之后,他先得用带些嗡嗡声的电脑音箱听回放,再用50块钱、听不清低音的网购小音响比较甄选——音响怪模怪样,一双ET般的大眼睛。
“音响特别差,但还得听,就是折磨自己。我怀疑自己上传了有些就是误判。” 从去年到现在,他已经录了100多首曲子。
这是肖元生想出来的主意。“你想一场演出才千把个人嘛。要是弹一个大众点的作品,相当于坐在家里每天都有音乐会。”肖元生说,“有这种才华有能力就大量地弹、大量地传,在网上摆出来,我有作品。
” 如果连视频都没有,演奏只能“消失蒸发”,这是真正可能让沈文裕感到“难受和遗憾”的。 对于沈文裕来说,如果出名确实能够带来某种好处,那就是为其吸引到好的唱片公司,比如DG,“所有音乐家都梦寐以求的”。
“任何钢琴大师,如果没唱片,等于零。”沈文裕说,“现在我都没唱片公司。猴年马月。人家不知道我。” 在向世人证明儿子受到重重阻碍后,肖元生决定重新证明自己是个天才,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三项事业——写诗,五言四句,不一定押韵。
他豪情万丈,要成为中国写诗写得最多的人,“报道说乾隆写了10万首诗,很多是他身边的太监、文人帮着写的。没关系,我要写5万首!”他已经写了12本,3万多首。字迹工整,几竖溜儿排下来。
有的像自况,“谦和的接受/别人的指责/谨慎的保留/自己的裁决。”有的则恰好与他的做法相反,“把孩子当成/独立社会人/孩子长大后/有担当精神。”他解释,“沈文裕是非常个案的,是特殊的。” 过去肖元生每天写20首诗,现在开始“冲刺”,一天写六七十首。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要完蛋了。”他指指自己的心脏。 8月某个下午,一位经纪人突然到访,他们的交谈并不愉快。经纪人说,沈文裕今天的问题出在家长身上。
这让肖元生愤怒不已,他犯了心脏病。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虚弱,与过去躁郁的大嗓门形成对比。 他说自己就像拥有无价宝和氏璧的卞和,但没有人相信他,“他抱着这块石头经常这样哭,哭到眼里流血。” (张博岚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