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代表作 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

可见其帝国主义本性未变,堂堂中国那能受这样的气?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要请大家注意。

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毛泽东提出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实际相去甚远,后来也就任其自行淡化,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不过中国因为反苏而脱出两个世界,自居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则沿袭了下来,中国因此也在第三世界结交了一些朋友,在外交上可以引为与国,至于毛泽东时代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反帝而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气派则久已成历史的陈迹了。?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时候,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穷哥儿们的真心实意的援助,当着陪见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的面对叶海亚汗说,“中国人是小气鬼”,一下就把两亿美元的贷款加到五亿,把原来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和李先念搞得大为狼狈。

以后,他老人家又曾对来访的外宾说,这笔贷款应该加一个,也就是把数目扩大十倍,真是大手笔。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当了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访非洲的时候,对于一应请求,却只好连连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三个时代?

江泽民上台主政已经十四年,邓小平逝世也已五年,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是邓小平时代的线性延长。别的不说,只说江泽民主政之初就碰上了一九八九年的所谓“苏东波”,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和继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前独裁者、中国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一事,真是变起非常,弄得我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

当时曾有人建议,宣布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政变,幸亏邓小平提出了所谓“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后来又补了“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两句话,又重新申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又补了一句“夹起尾巴做人”。

这才使中国平静地应付而且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

又过了两年(一九九一年八月)苏联发生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伙人发动软禁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又使中国有一些人心猿意马,希望有所响应,几乎乱了阵脚,最后总算依赖邓小平的精神,没有轻举妄动,又平静地度过了一关,也度过了随之而来的同年十二月苏联解体改制这一关。

一直到今天为止,江泽民和党中央都还是一直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很少提了。外交政策看来也并不例外。这里,应该补充说几句的是:苏联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批得比美国还要坏了,它的卫星国如东德和罗马尼亚也都被认为很“修”了,为什么中国还会有上面所说的反应呢?原来,中国批苏联,都是批它不革命,是假共产主义……但是苏联毕竟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社会主义的柱石,“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在中国喊了多少年,可谓已深入人心。

其他波、匈、捷、保……等国虽说已是苏联的仆从国,但是它们的国家都是由共产党专政,与当时的中国基本上一样,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因此不能无同气连枝之感;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垮了,也不能没有物伤其类之情。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多大的分量。这个因素虽然还在慢慢消解,但是在与朝鲜、越南、古巴三个外国的关系上还是顽强地体现出来。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巍然不动。

?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是进一步走向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当然,也办了几件大事,比如一九九二年同中国的“兄弟国家”朝鲜敌对的韩国建交而且关系明显地要比朝鲜亲密。又比如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非正式会议,同俄国以及中亚哈、塔、吉三国建立了上海五国(现在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成了六国)合作组织,加强了同东盟十国的关系,与东北亚的日韩两国一起成为10 3的一员,最近又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为10 1的一员等等。

当然更不可忘了在上世纪末按照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这样的大事。但是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应当是经过十五年艰苦的谈判而终于在二ОО一年底被接纳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不准说,而邓小平时代大为流行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描述是“相互依存”和“与国际接轨”的话,江泽民时代关于国际关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全球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正是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一步。

?照说全球化的意义不应仅仅限于在经济上,二ОО一年九月十一日发生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之后,美国组成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恐统一战线,中国也是这个战线的一分子。不过同普京的俄国在此之后全面贴近西方,对旧的地缘政治作出新的地缘经济的解释,以新思维“换”老脑筋“的魄力相比,中国在外交政策上还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新变化。

就像去年七月一日,江泽民作”三个代表“的报告,宣传攻势铺天盖地,显得十分猛烈,然而迄今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出台一样。

就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未来的外交政策必然还要变,而且恐怕不止变一变,不过是否有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江泽民时代,现在还不好说,还要观察。

在国际外交史上,由于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强烈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今后要全面正常化,首先要清除意识形态对民族利益的干扰。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有削弱,从根本上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

同时,要让民族利益成为决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只有国家充分民主化才有可能。这是一个严重而巨大的任务,即使以邓小平的魄力,也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能在江泽民主政之时完成,我们就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已经进入第三个时代——江泽民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