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冠球女婿怎么死的 鲁冠球因病逝世
据新浪财经等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于今日(10月25日)上午逝世,享年72岁。
资料显示,鲁冠球1945年出生于浙江,浙江萧山首富,现任万向集团董事长。1969年创办万向集团前身——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他把当时的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零部件的OEM。
1969年7月,他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1990年1月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1985年被《半月谈》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1994年,集团核心企业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上市。
1991年万向产值已经过亿,当年5月,鲁冠球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轰动一时。2013年,鲁冠球登上中国富豪榜,以235亿身价排名第十四名。曾担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鲁冠球及其家族以650亿元时隔九年重回《2015胡润百富榜》,位列第十。2016年胡润百富榜发布,鲁冠球以550亿元财富位列第18名。2017年胡润百富榜,鲁冠球家族以491亿元财富,位列第37位。
附:鲁冠球自述
1961年,我在萧山县城做锻工已经3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块钱加到了36块5。这个钱拿了两个多月,我就被精简了,现在叫下岗。由于自然灾害,农村里吃树皮,吃草根。城市里精简工人2000多万。那些最先被精简的对象,一是工作年份短的,二是从农村来的。于是我回到了家乡――距萧山县不到2公里的金一村童家塘。
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别人说我是农民,其实我没种过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后来看到家家吃大麦、小麦都要剥外面的壳,我就联合几个人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
虽然我们是农村加工服务社的社员,但个体经济那时很不好搞,我们的工厂要用电,但没人给接。这里刚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们厂换了七个地方。粮食加工做不好,我又去修自行车,修车做不下去,我去给农民做爆米花用的设备。
以前这里躲,那里躲,还可以偷偷做。1967年“文革”一来,全都封掉了。我们厂戴上了“红帽子”,挂上了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资产全部上交。当时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块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
不能申辩,否则批评你搞资本主义。但归公后,我们做的东西比以前更多了,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邻居夏老伯告诉我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
夏老伯在萧山县城工作,对我说,你不如到县里来做这个。我马上打了报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厂从金一村搬到了萧山县,名字改成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我已经有了4000多块钱。
在那样的年代搞企业,最难的有两件事。一是什么东西都缺,资源极度匮乏。搬到萧山县城后,我们开始为城里的汽车厂生产零部件,为农民生产镰刀、锄头。但工具奇缺,电焊条、锯条、钻头都很难买到,原材料也非常难找。钢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废品的货郎担家里去买;有的是经县里批准,到废品收购站批发几百斤废钢,我们叫“废铁堆里选宝贝”。
煤到杭州货车站附近去捡从车上洒下来的煤块、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为是短缺经济,只要你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人要,不是质量好与差的问题,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第二件难事是我们这种企业要到处求人,而且受人歧视。那时候,乡镇企业叫五毒俱全。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触。这样你怎么办事?你想进政府的门,进不去。你想到北京办事,买机票要开省级证明。
坐火车想买卧铺票,根本不可能。还有一次,我带20多个人到兰州参加汽车零件交易会。路上因为座位和另一帮人争执起来。乘警来了,把我叫了去。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不是党员,就是坏人。我一直被扣到兰州。
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产品卖出去,有收入。我们厂年年有效益,我一个月工资拿53块,工人男的一个月30多块,女的28块。吃得饱,穿得暖。但造反派说我们不是政治挂帅,是奖金挂帅,利润挂帅;是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搞资本主义。
他们摘了工厂的牌子,我随时要被拉去批斗。政府里分两派,一派支持我们,一派不支持。但不管有没有人支持,受不受批判,我都好好干。生产一天都没有停过,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没有欠发过。因为效益好,渐渐地,进我们厂来工作成了难事,必须是困难户,或者是军属,政治成分好,有关系才行。
1983年,中央下发了3个文件。1号文件说农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业不能承包。到3号文件的时候,企业也可以承包了。当时我们县里开大会,县委书记刚念完文件,我马上站起来说我要承包,要承包权。在萧山县,我是第一个。
我记得,县里召开承包大会那天,我把家中地窖里存放多年的老酒拿了出来,请所有人喝。我是真的高兴啊!我写报告,提出“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省里的领导、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都批了。1984年我入了党,县委组织部长还专门来主持了宣誓仪式。以前我写过三四次入党申请书,不被批准。现在,我们因为有利润、有效益,成了正面典型。
改革开放,好的东西涌了进来,国内竞争国际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是经济主体,我们仅仅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就像道德是弥补法律的不足一样,我们个体企业就是补充计划经济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生存压力更大。
我曾经把一批不合格产品送进废品站,工人工资因此欠发6个月。但要想提高质量,关键是要转变人的观念。后来发现,观念转变了,手里还是拿不出来好产品,因为技术、设备跟不上。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走出去,请进来。
走出去,是最好的学习。工厂里天天讲课、开会没有用。1978年,我们的产品就开始出口了,后来进一步做到卖一批产品出去,引一批标准进来,派一批人员出去,学一批技术回来。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品牌,从省优、部优到国优。今年,我们被评为中国世界名牌。
后来,我们摘了“红帽子”,开始搞股份制。当时,南方乡镇企业多,市场一放开,很多企业跟不上,陷入困境。银行不再承认政府打的批条,一些企业借不到钱,亏损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这就逼着思想解放,或者对企业进行改制,或者卖掉。
有的企业是亏着卖的,我们是溢价卖的,给了政府很大的回报。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里就是靠资本说话,有多少资本就有多少话语权。有控股权就有决定权,我们拿到了自主权。但思想、政策也是一步一步解放的。
我参加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政策文件从最初的搞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是双轨并存,现在是市场经济为主了。我记得,当时的田纪云副总理说过一句话,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导者,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摸索者。
但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个体经济的歧视依然存在。1989年,我们搞股份制,申请上市。这是全国的第一批,我们是全国10家模范化股份制的试点,还在中南海里开了大会。后来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停掉了。1991年上市再次启动,省里把我们推了上去。
当时上市归人民银行管,一位副行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你是个体企业,我们搞股份制是支持国营企业。他的权力大,这样一句话,我们上市的事又搁下了。当时,中央对我们企业非常了解。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向:乡土奇葩》,但我们还是被否决了。后来,上市归证监会管了,政策变成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辅,我们成为乡镇企业上市的第一家。
我想,对民营企业,对商人的歧视几百年前就有,现在依然有,一万年以后还是如此,只是多与少的问题。我自己看过,经历过。所以,什么时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话不要多讲一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我们争不过别人,斗不过别人,但是干,谁也干不过我们。
上市的时候,我的儿子鲁伟鼎被任命为总裁。当时我就在考虑事业继承的问题。我考虑的首先不是家族不家族,但是在能够胜任的同等条件下,我肯定要选儿子,选我最信得过的人,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但如果他接不了担子,我选他,我就会倒霉。让继任者把企业搞好,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其次是对社会负责。只对社会负责,不对自己负责,那是空话、假话,但你只对自己负责,不对别人负责,你迟早会下来。
1994年,我们上市的同时成立了万向美国公司,为我们2000年以后在海外的一些收购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收购一定是强弱联合,过去国有企业搞强强联合是联不起来的。但最初,我们在海外和在国内一样,也是受歧视。
外国人不愿和中国人做生意,不愿到中国公司来工作。倪频(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鲁冠球的女婿)到人家厂里,对方不允许你进,不接待。但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干。先把产品卖给低档次的维修市场,后来卖给同行,现在开始卖给通用、福特一些主流汽车厂。
我们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时候,收购美国一家高尔夫球场。买了以后,球场搬不走,钱短期内收不回来,但别人觉得,哦,你是来这里搞事业的,不是赚了钱就走。来打球的人都是老板、白领,时间长了,万向有了自己的名头。
倪频再去人家工厂的时候,对方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有高层出来接待我们。海外收购,是倪频在操作。我考虑最多的是,他需要一两个亿,我拿不拿得出来。如果失败了,我有没有承受能力。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自己都消化了。农村有句话说,你只看到和尚吃馒头,没看到他受戒。苦都只能往肚子里咽,诉苦有用吗?得不到帮助,可能还会被人歧视。所以,吃亏自己知道,好了大家分享。还是那句话,事情不是讲的,真的也讲不清楚,一定要做出来给人家看。我把它总结为: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时间检验行为,一切都是人为。
2000年以后,万向开始多元化。搞企业的,总是哪个方面好赚钱,大家就都想去搞。如果专门搞一样,怎么能做大呢?但关键是看什么是大趋势和你有多少能力。以前,暴利行业我们不做,千家万户能做的我们不做,国家垄断的我们不做。现在我们的投资向三个方向转变:从有限的产业进入无限的产业;从重视对物的投入到重视对人的投入;从重视有形的投入到重视无形的投入。
从有限到无限是指,我们要进入无限循环的市场。过去我做轮胎、汽车零部件,市场容易饱和,但老百姓每天要吃、要喝的东西是无限循环的。再比如资本市场,今天股票热,明天债券热,也不会有尽头。对人的投入方面,员工的任何小事都是大事。
你不关心工人,工人为什么为你工作?我们最近刚决定,今年员工的工资要比去年增长25.89%,明年再涨25.89%,到2009年要比2006年总额翻一番。要做到“两袋投入”,钞票往员工的口袋里投,知识往员工的脑袋里投。无形投入,最主要的是指品牌的建设。质量好的产品能卖20块,有品牌的产品能卖40块。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无限地发展的,做到无形就做到无限。
万向没有什么“五年规划”。形势好一点,大环境好一点,我的步子就快一点。大环境差一点,我的步子就小一点。我长期的要求就是万向不倒,持久地生存就是强者。对于未来,我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像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如何做到思想更解放,改革更深化,对外更开放,做到以人为本。越开放、越解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就会越好,国家会越富强,世界地位会越高。 (原刊载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9月,采访并整理/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