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国起义 揭秘:唐继尧任可澄反袁“漾电”的真实面目
虽然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的“漾电”问题得到了解决,但 100年多来,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却一直尚未得到重视和解决。由云龙在《护国史稿》中说:唐继尧、任可澄在云南发出致袁世凯电之后,“同日即录此电,通告全国,共同劝告袁取消帝制,恢复共和。
或是漾电,我记为敬电。通告全国之电,电文全同。仅于末后云:窃以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尧等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诸公手造民国,必不坐视沦胥,切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如天之祸,或定倾危,敢掬血诚,九叩请命”。
这就是说,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任可澄在云南发出致袁世凯电的“漾电”后,又曾将此电全文通电全国,并请求响应和支持。这样,唐、任当日所发出的反袁电报不只一份,而应是有两份,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后一电范围更广,在全国产生的震动更大,因此,比之前电,其意义更为重要!
时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
然而,100多年来,这份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文献的真实面目至今仍未被人们所认识。经笔者查考,唐、任向全国发出的这份“通电”,目前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使人真伪难辨。
第一个版本为1917年6月云南都督府秘书厅编《会泽文牍》中收录的《致各省请联电劝告取消帝制拥护共和电》。此电的抬头为,南京、徐州、南昌、济南、杭州、南宁、武昌、长沙、安庆、福州、广州、天津、开封、太原、西安、齐齐哈尔、吉林、兰州、迪化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并转各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察哈尔、热河、绥远、归化城都统,各报馆。
其所录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是完整的,其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为“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
电报的结尾为:“窃以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尧等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诸公手造民国,必不坐视沦胥,切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如天之福,或定倾危,敢掬血诚,九叩请命。”但书中所录此电既无署名,亦无表示发电日期的代日韵目。
第二个版本为白之瀚1946年所著《云南护国简史》中所附《民国四年十二月廿四日照录前电通告请全国共同劝告之漾电》。此电的抬头为:各省电局分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并转各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法团、报馆。
电文所录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省略了,电报的结尾的文字与第一个版本相同。但从此书所录唐、任致袁世凯漾电内容看,其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为“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以前”。署名为:“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
代日韵目为“梗”。可能因为此版本为史学著作,作者又是护国战争的参与者,因此,董雨苍《云南护国历史资料》、毛注青等编的《蔡锷集》和周元高等编的《李烈钧文集》均收入了此版本电文,从而使之流传较广。
第三个版本为《云南档案史料》1983年第1期刊登的《唐继尧等致各省请联电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电》。此电的抬头与第一个版本相同,其他部分却与第二个版本一致,而也为“梗电”。由于《云南档案史料》为云南档案馆所办,其宗旨在于“忠实地公布档案原文”,所以此版本也常常被视为权威版本而广泛引用。
第四个版本见之于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该书选入唐、任致袁世凯漾电,在此电后加注说:此电发后,袁世凯无答复,于是二十五日,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并请各省联电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拥护共和,是为“有”电。
“有”电和此电内容完全相同,仅于末尾增“窃以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尧等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诸公手造民国,必不坐视沦胥,切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如天之福,或定倾危,敢掬血诚,九叩请命”等语。而该书所选唐、任致袁世凯漾电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为“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以前”。可见此版本内容与第二个版本相同,但发电时间则为“有”日,即12月25日。
护国运动时发行的纪念币
以上四个版本,均有来头,孰真孰假,一时确实难以判定。经对上述四个版本的比较和研究,笔者认为,第二、三、四个版本均有明显的疑点:
1、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中一个重要目的即是最后通牒,给了袁世凯最迟答复的时间。以前各种版本的“漾电”中,曾有“廿四小时”、“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以前”、“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等不同的说法。
通过前述对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的考证,我们已经清楚,唐、任“漾电”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最迟时间为“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而第二、三、四个版本仍为“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以前”,明显不是唐任致袁世凯“漾电”的原文。
2、署名。通常情况下,发电人如需将原电再转发其他人,署名仍与原电相一致,不会再新加入他人。蔡锷和戴戡1915年12月24日(即敬日),也曾联名给袁世凯一电,劝其“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是为“敬电”。
蔡、戴同时也将此转电各省,“乞一致主张”,而署名仍为蔡、戴二人。可见,第二、三个版本的发电人在唐、任之外,又加入了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显然有违常理。
3、发电时间。第二、三两个版本的代日韵目为“梗”。虽然在代日韵目中,“梗”也代表23日,但与唐、任致袁世凯的电文中所用代日韵目“漾”不同。这种现象既违反常理,如前述蔡锷和戴戡致袁电用的代日韵目为“敬”,同日转致各省的也同样用代日韵目“敬”,而且与后来各省将军电文中所称之 “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通电”明显相背离。至于第四个版本则记为“有”日,即25日,就与史事明显不符。
综上所述,第二、三、四个版本均应为“赝品”。而第一个版本出自云南都督府秘书厅所编之唐继尧文集,且其中所录唐任电中要求袁世凯答复的时间为“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既与唐任致袁世凯的“漾电”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又与笔者最近在何智霖所编《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1册)中发现山西省24日接收到的唐继尧、任可澄通电相一致。
山西接收到的唐、任通电除抬头被注明“衔略”之外,其他部分是完整的,不仅内容与第一个版本完全一致,而且还有唐继尧、任可澄两人的署名,代日韵目“漾”和印。这与其他省将军后来电文中所所说的 “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通电”也相符合。这就足以说明,第一个版本是“真品”。
由上可证,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和任可澄发出的是两份“漾电”,一份致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并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答复;一份致全国各地、各界,通报致袁世凯电内容,请求响应和支持。这两份“漾电”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经过以上考证,我们鉴定出了“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通电”的真品。但是,由于《会泽文牍》和《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所收的此电分别省去了署名、代日韵目、印和抬头,因而均不完整。鉴此,笔者综合上述两电,得出这份曾在中国近现代史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漾电”的真实面目:
南京、徐州、南昌、济南、杭州、南宁、武昌、长沙、安庆、福州、广州、天津、开封、太原、西安、齐齐哈尔、吉林、兰州、迪化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并转各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察哈尔、热河、绥远、归化城都统,各报馆均鉴:
尧、澄顷致中央华密漾电,文曰:大总统钧鉴: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袭,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
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
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借此势以之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属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
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孙等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后,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
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矣。
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意,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
以上所请,乞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等语。窃以国势至今,危于累卵,非大总统即日取消帝制,惩办元凶,无以救亡。尧等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诸公手造民国,必不坐视沦胥,切盼一致进行,联电劝告,如天之福,戡定倾危。敢掬血诚,九叩请命。唐继尧、任可澄同叩。漾。印。
这样,唐、任的两个“漾电”问题终于在100多年之后都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