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石柱 尼泊尔阿育王石柱考察记
提要: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帝王阿育王曾于其执政后二十年巡视今尼泊尔西南部地区,并在三处佛教遗址树立石柱以资纪念。笔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根据法显和玄奘的有关记述,提出了以下两点看法:首先,蓝毗尼石柱的发现和铭文的解读,对于印度历史和佛教史具有重大意义。
特别是在释迦牟尼故国迦毗罗卫遗址的判定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根据石柱的位置以及法显和玄奘的记载,虽然仍难以确切指出迦毗罗卫的位置,但结合玄奘的记载,根据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初步认定,在今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印度一侧的皮普拉瓦和尼泊尔一侧的提劳拉科特,都是古代迦毗罗卫国的故地。
第三,另外两根石柱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他们对于进一步认定迦毗罗卫的位置起到旁证作用,同时也证明了佛教文献中关于“过去佛”的说法由来已久,或许在释迦牟尼佛之前真有其人存在,而释迦牟尼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曾经借鉴过他们的理论。
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为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公元前272(一说前273年)~前232年在位。阿育王在位的日子里,他曾经命人雕造了一批石柱树立于次大陆各地,包括今天尼泊尔境内的一些地方。
这批石柱被称为阿育王石柱。阿育王石柱上往往刻有铭文,这些铭文和当时他让人刻在石头上的诏书铭文一起被称为阿育王铭文。我们知道,印度古人没有书写真实历史的习惯,于是,阿育王铭文的陆续发现和成功破译对于研究和重建印度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阿育王和他的铭文成为印度古代史的一个坐标,许多印度古代历史上的悬疑由此而得到解答和澄清。
由于佛教的东传,从中国晋代开始,佛教僧侣到印度去求法取经的活动逐渐形成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涌现出两位伟大人物,法显和玄奘。他们在印度游学取经归来以后,还记录了他们在印度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他们的记载对于重新建立印度历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恰好,他们还记录了在印度期间所见到的阿育王石柱。《法显传》只记载了6根阿育王石柱,而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玄奘见到了16根,其中有3根在今尼泊尔境内[1]。
2005年4月,笔者在尼泊尔境内看到了这3根阿育王石柱。现将其情况介绍于下。
在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的阿育王石柱最为有名。原因是这根石柱的发现以及石柱铭文的成功解读为人们解开了好几个历史之谜,对于印度和尼泊尔的历史学、佛学和考古学意义重大。
1896年,西方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这根石柱。不久,石柱上的铭文被解读出来,上面写道:“天爱喜见王于灌顶二十年后亲自访问此地,并在此地进行了礼拜,因为佛陀释迦牟尼诞生在这里。他命人在该地周围建造一道石墙,并立此石柱以纪念他的朝拜。
由于世尊佛陀诞生在这里,所以他下令蠲免蓝毗尼村的土地年贡,并废除普通税率,厘定只交收成的八分之一。”[2]这里的“天爱喜见王”(Devanampiya Piyadessi Raja)就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Asoka,《大唐西域记》作无忧王),他在登基20年后,即公元前249年[3]到这里礼拜,并树立了这根石柱。
这根石柱的发现,证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此前有人怀疑释迦牟尼的真实存在,以为光凭佛经的一面之辞不能确定他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也许他只是传说中的神。
现在则可证明,印度的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这样一位人物,是他创立了佛教。第二,同样,先前人们只是从佛教和耆那教经典中知道有一个叫阿育王的人,现在通过石柱铭文,再结合其他地方发现的铭文,知道了阿育王这个人,并初步确定了他的身份和在位年代,以及其基本业绩、治国方略等。
第三,先前人们只是从佛经上知道释迦牟尼出生地是蓝毗尼园,但它到底在那里?人们已经无法确认,因为那里早已荒芜,从13世纪以后便无人问津。
现在,佛祖释迦牟尼出生的确切位置已经可以确定,随着发掘和保护工作的深入进行,那里现在已经开辟出一座美丽的园林,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可供人们参观、瞻仰、礼拜和凭吊。第四,由于蓝毗尼位置的确定,释迦牟尼的故国迦毗罗卫等遗址的位置就比较容易确定了。
不过,这第四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目前尼泊尔学界认为迦毗罗卫古城遗址在尼泊尔境内,即蓝毗尼以西约27公里处的提劳拉科特遗址。而印度学界多主张在印度一侧的皮普拉瓦,位于蓝毗尼西南约30公里处。因为两侧都有大面积的出土遗址,并有相关文物。
尼泊尔历史学教授巴哈杜尔·释迦先生虽主张迦毗罗卫在尼泊尔一侧,但他又认为此两说亦可折中,理由是两地相距甚近,可看作同一片紧密关联的地区,即都属于迦毗罗卫古国,也许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迦毗罗卫的政治重心有所转移,一度在这边,又一度在那边[4]。
《法显传》记载:“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这里所说的“城”是指迦毗罗卫王国的都城,“论民”即蓝毗尼的异译,但这里并没有关于石柱的记载。是法显没有到过蓝毗尼园还是看到了石柱而没有记,一时不好结论。不过,根据法显的记载,蓝毗尼既在迦毗罗卫城东五十里处,就说明迦毗罗卫城在蓝毗尼以西。这似乎是对迦毗罗卫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持。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记载:“城南门外……东南三十余里……有泉,……谓之箭泉。”“箭泉东北行八九十里,至腊伐尼林”。“有大石柱,上作马像,无忧王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这里所记蓝毗尼园方位与法显的记载大体相符。
但1971年至1977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印度一侧的皮普拉瓦进行了深入发掘,发现了两个公元前5世纪的舍利壶,还有一批刻有Kapilavastu(迦毗罗卫)字样的封印。这一发现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迦毗罗卫王城应在印度一侧的皮普拉瓦。
而上述巴哈杜尔·释迦教授的折中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六在讲到迦毗罗卫国时是这样写的:“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王城颓圮,周量不详。其内宫城周十四五里,垒砖而成,基址峻固。”根据这段记载,当年的迦毗罗卫国面积是比较大的,城池也比较多。这样,尼印边境两侧均属古迦毗罗卫国的说法是合理的。但其“王城”和“内宫城”在哪里却难以确定。
看来,最后的结论还要根据将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做出。不过,根据蓝毗尼阿育王石柱和法显、玄奘的记载所判断的迦毗罗卫城位置与考古发掘的结果是一致的。笔者考察了尼泊尔的提劳拉科特遗址,就现在的出土规模看,似乎很难被认定为迦毗罗卫的王城。但却可以肯定那里也属于迦毗罗卫故国的一部分。
尼泊尔境内的第二根石柱在蓝毗尼遗址西北约21公里处,现在的地名是尼格里哈瓦(Niglihawa),在今陶利哈瓦镇(Taulihawa)东北约6.4公里处。1895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两截石柱,一截较长,约4.5米,仆地,无柱头,一截较短,斜插土里,地面部分约长1.52米。这两截石柱上各有一组铭文,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一组铭文在较短的一截上,是阿育王时期用婆罗谜字体刻写的4行俗文,大意是:“天爱喜见王在灌顶14年后第二次扩大了迦那迦牟尼佛塔,并于灌顶20年后亲自前来礼拜,并树立此柱。” [5]从时间看,阿育王到此礼拜和树立石柱是在公元前249年,而蓝毗尼的石柱上说的也是阿育王在“灌顶20年后”前来礼拜和树立石柱。也就是说,阿育王到蓝毗尼和这里是在同一年,属于同一行程。
另一组铭文在较长的一截上,是用天城体字母刻写的六字真言和祝愿李布·马拉万岁的字样[6],共4行,末尾还刻有年份,为尼泊尔沙迦纪年[7]1234年,即公元1312年。铭文上方有上下两个孔雀图案,而孔雀象征吉祥和胜利。
考尼泊尔历史,马拉人是古代印度和尼泊尔十分著名的民族,佛经上经常翻译为“末罗”人。从公元12世纪起,马拉人开始在尼泊尔的一些地区建立政权,并逐步统治了尼泊尔,直到18世纪。马拉王朝第一个有记载的国王为阿利·德瓦·马拉(Ari Deva Malla,约1200~1206年在位),但他的儿子阿巴亚·马拉(Abhaya Malla,约1206~1216年在位)时才独立统治尼泊尔[8]。
据说,这个铭文中的李布·马拉当时是个王子[9]。
不过,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这两截石柱虽然摆放在一起,但却不像是同一根石柱所断裂成的两个部分,倒像是分属于两根不同的石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存放的就不是一根石柱,而是两根。究竟真相如何,至今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一截石柱铭文提到的迦那迦牟尼佛,在汉译佛经又译为拘那含佛,是“过去七佛”之一。《法显传》中提到了拘那含牟尼佛,并指出其出生之地在迦毗罗卫以西“减一由延”的地方,未提及石柱。《大唐西域记》卷六讲到迦毗罗卫城南行五十余里,再东北行三十余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贤劫中人寿四万岁时迦诺迦牟尼佛本生城也。
东北不远,有窣堵波,成正觉已度父之处。次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旁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也。”几乎可以肯定,玄奘所说的带有狮子像的石柱就是这一根。即使不能肯定这里是否是这根石柱的原树立地,那么其原树立地也肯定离此不远。
第三根石柱在今尼泊尔陶利哈瓦镇西南约5.6公里的戈提哈瓦村(Gotihawa)边。目前,这根石柱残存半截,约3.5米高,无柱头,陷入地下3米,周围有一砖砌方池,内有积水,见不到铭文。据说石柱原有石基,现已陷入地下[10]。当地人本不知这是阿育王石柱,而把它当作湿婆林加崇拜,不时有人往上洒红粉。石柱上虽未见铭文,但尼泊尔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都坚定地认为这是玄奘记载的另一根石柱——迦罗迦村驮佛塔前石柱。
《大唐西域记》卷六:“城南行五十余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贤劫中六万岁时迦罗迦村驮佛本生城也。城南不远,有窣堵波,成正觉已见父处。城东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旁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焉。
” 根据上下文,这段文字中的第一个“城”应指迦毗罗卫国的都城,或者是“内宫城”;“故城”应指另一处遗址,石柱在“故城”东南;迦罗迦村驮佛,《法显传》里叫拘楼秦佛,汉译佛经中又译拘留孙佛,亦为“过去佛”之一。
此石柱旁有土堆,被认为是玄奘所说“彼如来遗身舍利”塔。
如果戈提哈瓦村边的石柱是玄奘记的这根,则上面应有铭文,且其内容应与尼格利哈瓦村的石柱关于迦那迦牟尼佛的铭文大体相似,亦应为公元前249年阿育王所立。
从这两处发现的石柱似乎告诉我们,佛教文献中关于“过去佛”的说法由来已久,或许历史上真的有过这样七位哲人,他们出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也许不像佛经中说的那样久远,但释迦牟尼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借鉴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戈提哈瓦是一古老村落,据当地一位历史教师说:此村有2000余年历史;村中有一古井,现存,村人至今饮用其水;1993年,一意大利考古团来此地考察,认为此井十分古老,应予保护,故由村人以水泥加固。此村此井,离石柱不过百余米。井之古老可证村之古老。但似乎不说明它与石柱乃至迦毗罗卫的关联。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迦毗罗卫城位置的问题上来。玄奘记载的“故城”指“迦罗迦村驮佛本生城”,在迦毗罗卫“城南行五十余里”,那么,迦毗罗卫就应在石柱的北方,即今尼泊尔境内。但问题是玄奘的记载是否可靠,因为他毕竟是在佛灭千余年后才到那里去的,而且他所目击的“城”及与之相关故事也得之传闻而非考古实录。因此,他的记载只可作为参考,迦毗罗卫城的位置仍须在充足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判断。
综上所述,除对蓝毗尼的一根石柱学界意见比较一致外,另外两根(或三根)至今尚有未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