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语录 翟奎凤:庞朴、梁漱溟与《中国哲学》创刊

我在清华国学院做博士后时,因选编清华国学文存系列之《梁漱溟文存》,多次拜访过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2015年12月26日,山东大学在北京主办了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一时学者名流云集,对庞公的学问及为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因参与部分会务工作,会后第二天才抽空如约去看望梁培宽先生。其实,梁先生并不知道我此次来京是因纪念庞公的会,真没想到,他拿出一封庞公致梁漱溟先生的信给我看,因缘巧合以至于此,真是不可思议。

梁培宽先生如今已九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平静和蔼。梁先生曾随尊翁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生活过好几年,对山东很有感情,他也知道庞公与山东大学关系密切,所以知道我要来,早就把这封信放好,嘱托我转交给山东大学作永久保存,这更让我激动不已。因此,放下手头工作,特地赶写此小文,以作纪念。

全信约二百余字,为毛笔行书,书法很漂亮,其内容如下:

漱溟教授:

日前偕一博同志趋谒,并为《中国哲学》杂志约稿,蒙赐早年思想一文,为小刊增光,不胜感谢。

《中国哲学》系三联书店筹办之不定期刊物,每年估计可出版四期,刊载有关中国哲学研究成果、资料及中国近现代哲学诸流派的绍介和回忆文章。书店委托我们几个青年人代为编辑,由于我们才学疏浅,虽勉力经营,仍觉困难重重,捉襟而肘见。今后尚乞先生时赐教言,鼎力提掖,以期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共辟一块新园地。

大作已抄录完毕,如果送审顺利,可望于创刊号上问世。原稿璧还,敬请查收。

并祝

大安!

生 庞朴 敬上

二 廿三

梁先生告诉我,庞公向他父亲约的这篇稿子后来发在三联书店所办《中国哲学》第一辑(创刊号),出版于1979年8月,文章题名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在《中国哲学》是第一次刊发,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所以,庞公给梁漱溟先生的这封信当在1979年2月 23日。

我虽研究中国哲学,但对《中国哲学》这本杂志所知甚少。李存山先生告诉我说:“《中国哲学》是由当时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创办的‘以书代刊’的刊物,先是由社科院历史所的包遵信为主编,庞公等学界先进为编委,出了不少期,在当时影响较大。

后由历史所的姜广辉任主编,也出了不少期,如关于简帛研究的论文,也影响较大。姜广辉调到岳麓书院后,似没 有再出新刊。庞公写给梁漱溟的手迹,当属现代学者的书法上品。我觉得很有书法价值和当代学术史的意义。”

信中第一句“日前偕一博同志趋谒”,“一博”同志是谁呢?我请教了几位前辈也一时想不起来,遂在微信上公开请教,蒙好友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小钢教授提示,说是“董一博”。我一查董一博生平,果然,可以推断,就是董一博先生。

董一博(1912一1987年),山东滕县沙沟镇人(位于现在的滕州市薛城区南部),1929年9月入滕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31年9月入济南育英中学求学,其间参加了共青团。由于革命活动频繁,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从1933年至1935年辗转流亡在外,与组织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一博在家乡积极组织读书会、抗日后援会、鲁南抗日青年团活动。后与枣庄朱道南、褚雅青等共产党人取得联系。1942年,调山东滨海解放区工作。

1944 年,任滨海建国学院分队长。1947年调鲁南军区任解放军军官训练处处长。1949年调任华东大学部主任,教授哲学。1950年,调任山东大学讲师。1952 年调华东局文化部秘书处任处长。

1954年,调中央燃料工业部任教育处处长。1956年,调任北京电力学校校长,1958年任北京电力学院筹建处主任,后任北京电力学院(今华北电力大学)副院长。1978年,董一博调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1981年董一博离休后,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中国地方志修纂事业,这年7月,他出任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先生喜欢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地方志编纂作出很大贡献。

我们知道庞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也曾在华东大学学习工作过,20世纪50年代初也调到山东大学工作,正好与董先生这一段有交集,所以很有可能两人此时就认识了。那么,庞公与董一博是老熟人,所以庞公随董一博去看梁漱溟先生,当在1978年董先生任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时。

因为梁漱溟先生为政协委员,董与梁先生想来是比较熟悉的,董先生对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热爱。我推测,这可能是庞公第一次见梁漱溟先生,董一博是引荐人。

三 人都有很深的山东情,都对儒学与中华文化很有兴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做过多年的乡村建设,影响很大。1986年《孔子研究》创刊号刊载了中国孔子基金会的组成人员,梁漱溟先生是顾问,庞朴、董一博、葛懋春先生等均为基金会理事,说明他们对孔子儒家文化都很认同。

从信的字里行间及其书法之美,我们都能感到庞公对梁漱溟先生非常敬重,落款自称学生,恭敬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当然,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也要送审,亦可见《中国哲学》办刊之规矩。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后不久,庞公写了一篇文章《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从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定义谈起》,最后说“梁漱溟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将世界主要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可以看成是对文化的民族性进行探讨的先导,梁先生更将这三种类型排列为先后相随的逻辑次序,也可看成是对文化的时代性的承认。

虽然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之点颇多,但它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时代性特别是民族性的启迪作用,则是不能否认的”(载1988年7月20日《科技日报》),这篇可以看作是对梁先生的纪念,庞公对文化民族性的阐扬,应该说与梁先生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后来《梁漱溟全集》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庞公为此作了很多推动工作。

庞公与梁漱溟先生的这些因缘,可以说是从这封信所透露的1978年登门约稿开始的,董一博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最初相识的介绍人,而三人因缘的背后离不开山东和山东大学,应该说山东情、儒学情使他们在心理情感思想上都很投缘,建立并保持了很好的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