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收复外蒙 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居然最后是被冯玉祥所暗杀?
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1915年6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在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手里,外蒙尚属金瓯一角,仍在我中华版图之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1918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非TG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
1918年5月28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1919年6月,外蒙当局面对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势力的威胁,主动向北京政府求援:“求发大军救援”,不仅如此,还明确提出“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立即电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
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
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
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
因为中国军队进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
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居津门达四年之久。这四年内,他时刻等待着东山再起。与此同时,直系自作孽不可活,曹锟贿选总统,遂将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挥霍殆尽。而且,一山不容二虎,直奉二系两次大打出手,第一次奉军战败,被迫退出关外;第二次因冯玉祥倒戈,直系惨败,奉系进入北京。
无论冯玉祥还是奉系的张作霖,论资望都不足以做国家元首,他们商量的人选一是段祺瑞,一是孙中山。但当孙中山欣然北上后,他们却权衡利弊,出于北洋的门户之见,还是决定拥戴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所谓“执政”,是合总统与总理为一,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段祺瑞再次上台,成为中华民国的元首,名义上是大权独揽,实际上仅仰奉系鼻息,受制于张作霖和冯玉祥。
不过,张作霖和冯玉祥毕竟是北洋系的自己人,忍忍就过去了,段祺瑞最提防的还是孙中山。孙中山应邀北上时,沿途演讲其“国民会议”的施政思想,声明要废止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却提出“外崇国信”论,声称中外诸条约均应继续履行。孙中山抱病入京,段祺瑞更是提出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段祺瑞以脚疾发作为借口,竟然不去参加孙中山的祭奠。
徐树铮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委徐树铮以特使名义出洋考察,访问英、德、法、意、美、俄等国。徐树铮在国外得知段祺瑞的处境,十分焦急。他觉得段祺瑞孤掌难鸣,自己必须回国襄助之。他自知身无一兵一卒,乃拟秘密联络张作霖和孙传芳,对付实际执掌北京的冯玉祥。
1925年夏,他从美国返回上海,即拜访张謇、孙传芳,商榷收拾山河之计,并致电段祺瑞,拟晋京拜见。段祺瑞深知局势险恶,极力反对他来北京,但徐树铮置之不理,终于北上不归之路。
徐树铮到北京见了段祺瑞,即口称老师,行跪拜大礼,段祺瑞连忙回拜,二人相拥而泣。随后他告诉段祺瑞,关于制裁冯玉祥的办法,他已经和张作霖、孙传芳议妥。段祺瑞心中暗喜,但是嘱咐徐树铮要小心从事。不料冯玉祥早已得到情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返沪、路过天津时,冯玉祥安排下杀局,在廊坊车站命手枪营将徐树铮乱枪击毙。
当初,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即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其中尤以靳云鹏和徐树铮最为得力,可谓左膀右臂。但靳、徐向来不睦,自徐树铮组织安福系后,两人更势同水火,段祺瑞则倾向于徐树铮,于是靳云鹏日益倒向直系,加上傅良佐身败名裂,吴光新避居日本,段祺瑞所能依赖者,其实仅剩徐树铮一人。如今徐树铮已死,段祺瑞也就丧失了最后的政治资本,彻底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