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的三不原则 任继愈:担承重荷的大师走了

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休息了,永远地休息了。虽然,九十四岁高龄,不算短寿。且人之生死,也是常事。但事到临头,还是泰山其颓,梁柱其折,使人热泪难干。为事业计,先生辞世对于学术界的损失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自我安慰,则这个结果未必不是好事。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先生还要以九十余岁的高龄,忙他的工作。从我三十余年前追随先生读研究生开始,就知道先生的时间是“压缩饼干”。先是取消了午睡,后来又谢绝在外面吃饭。为避免杂事干扰,他把自己的研究时间放在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们,有几个人像他这样拼命工作!

先生这次发病,是去年的事。中间出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一个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的,约十万字。他则由护工陪着,带来了厚厚两大包稿件,那是书稿的全部。先生说,他的意见都在稿件里啦。近三十年来,我知道他从不做挂名主编,可这时候,心里的酸楚真是难以名状。

今年3月19日,他又住院了。在医院里,《中华大典》的工作找他,《大藏经下编》的工作找他,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找他。他的日常工作则由助手李劲代他值班,随时向他汇报处理。6月10日,他签署了《大藏经下编》的文件。

6月17日,我去看他。他有些兴奋,滔滔不绝,讲《中华大典》,讲《大藏经下编》,讲历史,讲哲学。我坐在床边,望着病床上的先生,心里如波浪翻滚,可是不能打断他,只能听着,静静地听着。如果不是治疗,他不知还要讲多久。

然而我明显感到,疾病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逻辑思维。第二天,他就只能说些单词,后来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昏迷中,他出现了幻觉,似乎听到外面在开会。他问儿子任重,大家都讲些什么,任重只好编些话来应付,而他还认真地评论着,谁的对,谁的不对。

如果不是疾病迫使他离开工作,我不知道有谁能让他停止操劳。古之君子所谓“躹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者,就是先生这样的人。然而,他太累了。

春秋时代政治家晏婴说过,死亡也是好事,它让坏人消灭,让好人休息。现在,先生休息了,先生该休息了。

从古以来,人们就盼望“长寿百年”。然而迄今为止,能够长寿百年的还是非常稀少,百年长寿而又能继续工作的,就更少。这不是先生所盼望的,更不是先生所追求的。只是活着而无法工作,对他是一种折磨。我们也不敢指望先生能长寿百年,但是盼望他能够再健康的支撑三五年。

那时候,《中华大典》就要编完了,《大藏经下编》也要编完了,先生的其他许多工作也会告一段落,而先生也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然而没有。这是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这些作学生的、长期在他的指导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的遗憾,终生的遗憾!

人生百年,能够不留下遗憾的,是太少了。然而作为学者,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了一部部著作,化作了桩桩件件的事业。其成就的宏伟,不仅足以使我们得到安慰,先生也完全可以因此而毫无遗憾地休息了。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里,先生主编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那是他那一代学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的代表作。作为大学教材,曾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凤毛麟角”的佛教研究论文,为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方向,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先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改变了近百年来从梁启超开始、此后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结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不仅关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关系着应该如何继承这份丰富遗产,也关系着宗教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可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成为一个无宗教的民族?是不是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模式和结构状况才是宗教?由于“儒教是宗教”论断的特殊性质,以致它所造成的震动,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犹存;

先生晚年,又领导了大规模地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先是《中华大藏经(汉文)上编》,接着是《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下编》,以及难以计数的中小型古籍整理项目。

作为一个学者,上述每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使之成为一流,然而这远不是先生事业的全部。他创办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建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他培养了一批批各有所长的学生。

其中每一件也都是足以使任何一个学者感到自豪和荣耀的事业。还有许多在别人看来也足以荣耀的事业,对于先生,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在谈到这些成就的时候,不少人常常忽略,这是一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视力的高龄老人创造的。

以工作量来计算,这样的工作量够得上几个百年?先生可以含着微笑,毫无遗憾地安然入睡了。

有人问,先生为什么以九十高龄,还这么兢兢业业地工作?我说最好不用这个词汇。兢兢业业对于我们,可能是一句相当高度的褒词。然而对于先生,这个词则显得苍白和贫乏。古代那些圣人、贤人,无不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说“天生德于予”;孟子说,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苏轼说,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因为他是那种“生由岳降,死为列星”类的人物。上帝鬼神是不存在的,但历史的使命是真实的。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自觉担当起自己历史使命的人。

先生的专业是哲学。当年他之所以要学哲学,因为那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斯宾诺莎“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活着就更难”,是他学哲学的动力,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那时候,哲学学科的状况还不如现在。他们班入学时有十几个人,毕业时就剩下了三个人。他,是三人之一。

入大学不久,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先到湖南,后到云南。先生选择步行,从长沙走到昆明。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贫困,促使先生以沉重的心情选择了中国哲学这个专业。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是活着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这是一个伟大学者对于自己时代和自己民族精神需要的高度自觉和透彻理解,是先生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岂止是兢兢业业四字所能了得!

毛泽东主席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遗产我们都要继承。并且指出,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任务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重视。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古籍以各种形式被整理出版。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到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领域,先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治学精神,使先生懂得,要继承这份遗产,不能以回到孔子为己任。先生先是相信儒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从他禀告自己老师的话中可见一斑。他告诉自己的老师说,他要和过去告别,要用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研究。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后还有第二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其追求真理的热烈迫切,其为人的坦诚磊落,其对老师的尊敬热爱,都可从这对先生自身具有历史意义的告白中得到印证。

追求真理,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契机和动力。追求真理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时热烈迫切,稍有风吹草动,就丢掉、抛弃、甚至背叛,反唇相讥。一种是追求到了就矢志不渝,不管遇到何种风浪。

先生属于后者。“文革”中,先生已经是由毛泽东主席肯定的“红色教授”,共产党员,即使仅仅附和几句,也立刻就会青云直上,但先生没有,他保持住了一个学者的操守。作为宗教研究所所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违背宗教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过激言论。在此后“无神论无人讲”的年代,先生则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积极建议党

和国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建议创办无神论的研究机构。

在特异功能泛滥的日子里,先生和我谈起他的忧虑。我听说过不少所谓大师们的“事迹”,担心先生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到第一线。此后特异功能以及有神论泛滥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先生电话:“明天讨论重建无神论学会,你来做秘书长。”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但也只能义无反顾。

先生是敢于只身抗击狂风暴雨的大树,是在洪水泛滥中巍然屹立的砥柱,是宁可摧折也不弯腰的志士仁人。

无神论学会恢复活动不久,先生告诉我,列宁说过,要帮助群众树立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单靠“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不够的。我根据先生的指导就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然而迄今为止,理解这一点的人还是太少。不少人依然认为,媒体宣传了党的政策,学校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无神论宣传和教育。

这些年来,有神论思潮在社会上的泛滥,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侵蚀,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包括无神论在内的科学世界观的培养依然会困难重重。

在专业所及的范围内,先生不仅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精辟的,把握是准确的。

在宗教学领域,任继愈先生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方向。

先生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了研究所工作的八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这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知道。至于他为培养人才所做的那些超额的付出,则很少为人所知。

“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挂在他名下的就有17个。这是那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先生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说过:“那时候我对你们只好‘放羊’了。如果我不挂名,许多青年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可是我们那一期挂在他名下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先生的负责和认真。他一个人教我们三门课程,每门课每周三个小时。他是当时研究生院公认的最认真负责的导师。

为培养人才,从他在北大时候起,就经常资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还念念不忘先生资助他的那份情谊。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同学们,也有不少得到过他形式不同的资助。至于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生,自己恐怕都难以说得清楚。以致我的有些如今已为人师的同学,也经常以不同形式资助自己的学生,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么对他的。

他关怀着自己的学生,甚至亲自为患病的学生家属寻找药方,在电梯停运的情况下登上七八层高楼去探望。他关怀着青少年一代,不止一次向中小学捐献有关的书籍,参加有关的公益活动,不断督促我们把《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和相关书籍送到青少年手中。他不知帮助过多少青年学者找到能够发挥自己光热的工作,也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先生以火热的心肠对待青年一代,而自己的生活则俭朴到了刻苦的程度。我从读研究生时候起就发现,他的许多文稿都是写在一种我至今也叫不出名的、非常粗糙的草纸上。或者是废旧信封的背面,有些甚至呈不规则型。同事朋友间往来,用的都是旧信封。那些需要翻新的,许多时候都是自己动手。当时,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高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实行邮政编码,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上一世纪,他主编书,从来不拿主编费,稿酬都分给作者。他的许多稿酬,也都上交作了公费。现在主编《中华大典》,仍然不拿主编费。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工资提前晋升一级,他把这一级工资交了党费。“文革”后,工资改革,我是党小组长,说现在工资改革了,你不应再交这一级党费。他就把党费直接交到了党委。我后悔不该对先生说这样的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人民日报社的实习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先生的报道,提到先生俭朴的生活。有人不相信这个报道,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这位怀疑者不知道,无论那位记者报道的,还是我这里所说的,其实都是先生俭朴生活的零星发见而已。我们不知道和没有讲出来的,还不知有多少。

先生家里长期没有家政服务,请家政服务仅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当时

有人问先生,夫人冯钟芸先生到北大上课时他怎么吃饭。先生说,泡方便面。眼睛不好,常常会把开水倒在外面。

刻苦着自己,为国家节省着每一分钱;刻苦着自己,盼望青少年们好好成长。先生的心里,满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

先生的辛劳和刻苦,不是多数人愿意接受的。这无可厚非。先生也不会希望大家都如此辛苦,就像鲁迅先生也不希望他的下一代还像他辛苦展转一样。但是,人类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高尚的献身精神,是永远都需要的。无论古今中外,那些活在人们心中的仁人志士、圣贤伟人,都是有理想、有志向,为社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都是信念坚定矢志不渝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历来都不是多数,但却是高尚者的选择。

现在不少人喜欢讲平凡,甚至喜欢以平凡自居,这对于那些刻意求名行为,无疑是一服良药。个人持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完全可由自己决定。只要无害公益,无害他人,也都是法律和社会所允许的。但是不可以此拒绝高尚。庸俗而没有高尚的民族,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最多只能是二流的角色。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什么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召唤出高尚者,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作民族的脊梁。

这些年来,先生不止一次谈到过青年的立志问题,觉得今天有些青年太讲究实惠而少有理想。人要生活,当然要讲实惠。但是实惠讲得太多而忽视理想,忽视志向,那将是苍白无聊的生活。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说过,青年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应能让高尚的人们面对自己的墓碑,洒下热泪。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道:“民族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光明前途,必将召唤一代又一代像先生这样的高尚者,去自觉地担当起历史的重任。

我们的国家将不断涌现像先生这样学风扎实、学问博深、志向坚定、操守高尚的学者,中华民族将不仅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强,而且在文化上也将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

三年前,我应《文化报》之邀,写过一篇介绍先生为学和为人的短文《置身学术深流的学者》。我在那里说道:

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俭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中国学术的独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学者。

不想,仅仅三年,这些话,竟成为学生对于先生一生的总结。此时此刻,我愈加痛切地感到,像先生这样的学者是太少了,太少了。我盼望着有更多的、像先生这样和超过先生的学者出现,为中国的学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无论为学还是为人,先生都是一代宗师,是那些真正愿意献身学术、真正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工作的学者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愿先生的精神在他热爱着的这片土地上和他热爱着的人民中开出最美丽的花,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言:

先生九十余高龄辞世,发病也有一年时间,我们心里也有思想准备。却没料到还会如此难过。平时说“难过”,轻描淡写,现在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难过”。百无聊赖,每一天都特别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