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慈寺 战时故宫文物存藏成都大慈寺始末

本文作者魏奕雄先生,长期从事故宫文物抗战时迁徙的研究,并利用地方档案优势和口述史料,著述颇丰。本刊现就故宫文物西迁北路途中存藏成都大慈寺之经历刊文,以飨读者。

探知四川省档案馆存有故宫文物迁成都的一批档案,2016年10月下旬,我请乐山市档案馆干部吕小东同志前往复印档案27件计84页。今据这些难得的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撰述故宫国宝存藏成都大慈寺始末。

一、 故宫文物告急,南迁西撤计划启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危急,北平难保。鉴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国民政府行政院力排众议,批准故宫博物院所存国宝南迁。当时择出精华部分59万多件,分装13427个木箱又64包,从1933年2月5日夜开始,在军警严密戒护下,用木板车拉出午门,送往北京火车西站,次日凌晨由铁路运往上海,秘密藏于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

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00多箱,总共19557箱,分5批至5月份运完。1936年12月全部转移到南京朝天宫库房。

七个月后爆发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又计划将国宝从南京分三路西撤:北路到西安(后迁至四川峨眉),南路到长沙(后来实际到了贵州安顺),中路到汉口(后来辗转到了四川乐山)。

9月16日,50多架敌机轰炸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同日,文物开始启运,12月8日最后一批迁离南京。五天后,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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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路线示意图,魏奕雄绘制

二、 北路计划受阻,临危变道经汉中移运成都

最初对北路的设想,是借存于西安以西的武功农林专业学校里。由于日军轰炸,文物不得不兜兜转转,由南京到宝鸡,再转汉中、成都、峨眉,四度转迁,其漫长历程,比南路、中路更为艰险。

原拟存放陕西西安附近武功农林专业学校的北路7287箱故宫文物,实际上由南京三列火车一直拉到宝鸡才停下,到达宝鸡的时间分别是1937年12月3日、4日、8日。至10日,暂存于关帝庙和城隍庙中。正准备挖窑洞转藏时,因潼关军事形势吃紧,国民政府行政院紧急命令立即转移汉中。

于是近300辆次军用卡车,从1938年2月22日开始,分批翻越秦岭崎岖山路,前后46天运完,分藏于汉中文庙和褒城县宗营镇范寨马家祠堂、范家祠堂、东张寨大庙等处(褒城县于1958年撤销,并入勉县)。

仅仅一个多月后,又命赶快转运成都,自1938年5月26日至1939年2月27日,经由“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古道,费时10个月运完。当文物全部离开汉中才12天,日军飞机7颗炸弹将原先存放文物的汉中文庙炸成废墟。凶险若此!

从宝鸡到汉中再到成都的转运,都由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主其事,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97页回忆:“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由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亲自到成都去选定的,是东门的大慈寺……汉中到成都,是560多公里,距离不算太远。

可是,途中要过几条河,河并非太宽,但一律没有桥,汽车开到渡口,需开到木船上去,然后由船夫把木船往上游拖拉一段路后,再叫它顺流而下,就水势斜行到达对岸,汽车再开上岸去。”

在川北广元城里的三元宫和香林寺,设了一个临时转运站,一部分文物由汉中直达成都,一部分先运到广元暂存,再转运成都。在绵阳附近,一辆运文物卡车不慎从一座临时搭建的便桥上翻到了河滩。幸好,没有落到水中,所载都是图书档案类,车毁而文物无损。

从成都空车返汉中途中,也发生了两次翻车事故。一次是那志良与助手落到路旁稻田烂泥中,另一次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和那志良一起随车翻到稻田里,所幸两次都无人受伤。参加组织运送文物的故宫职员有梁廷炜、薛希伦、曾湛瑶、吴玉璋、郑世文、牛德明,担任押车工作的有吴凤培、刘承琮、马惠深、牛德善、华有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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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文物的木箱

三、 马衡院长亲自选址大慈寺

运到成都的文物,全部入存东门外的大慈寺,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踏勘选定的。为此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成都办事处,那志良为办事处主任,驻大慈寺。

大慈寺历史悠久,相传南北朝时来自印度的高僧宝掌曾经住锡,有史可稽的是唐至德二载(757年)新罗国无相禅师重建,凡96院8542间。著名高僧玄奘曾在该寺受戒学律,寺内的唐宋时期壁画精妙冠世,自唐至明为成都第一大寺。

故宫文物存放大慈寺,得到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公署的大力支持。先是马衡院长于1938年4月中旬亲往省府和绥署拜访,尔后省政府于4月22日、24日两次密令省会警察局派员落实大慈寺藏宝库房。今录省政府4月24日秘字第4450号公函:

案查本府现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储,经觅得大慈寺内大雄殿、藏经楼两处,令由该局转商该寺住持腾出借用在案。兹据本府交际股周股长植闿报称,以前项房屋,大慈寺业允借用,但须将该寺驻军移住文殊院。转商该院,亦允借住;惟内有佛教支会所占房屋数间,不允腾让,请予转饬令其设法腾让前来。

查此事关系重要,未便因迁就教会,致妨原定计划。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局迅即遵照,立派要员前往交涉,暂将该院支会移至总会,腾出房舍,俾使大慈寺军队移驻,勿违为要。此令。

当时文物南迁属秘密行动,故省府用密令,也不明示为故宫文物,而称作“重要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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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慈恩寺平面图,魏奕雄绘制

四、 僧众一度拒绝腾让,入驻计划险些生变

时有国军第163师(陈师)师部住在大慈寺山门和天王殿等处,省府函告川康绥靖公署,让该师部移往文殊院。

省会警察局局长周荃叔令东城区分局办理。该分局北糠市分所主任薛邦彦巡官和行政局员葛润身奉命前往大慈寺。没想到大慈寺住持果澈只愿将藏经楼腾出,诉说大雄殿为该寺百余僧人经课之所,且为生活所系,生计艰苦,不能腾让。随后果澈请省会警察局向省政府转递一函,强调“敝寺毫无恒产,僧众百余人,依佛事为生活,若寺中重要地点被借占,间接则断绝全寺生活”。省政府转商故宫博物院,由故宫方面一次性给予1000元生活费。

鉴于文殊院内的四川佛教支会坚持不腾让,4月26日,省政府又以秘字第4505号公函,命令省会警察局迅速前去催促,其中写道:“待用孔亟,未便任其违延,致误要公,合行令催,仰该局即便遵照,立派要员前往交涉,勒令立即腾出,以便存放。

如果原储经柜笨重不便移动,不妨暂留原处,以期通融而免延误。切切此令。”在省政府严厉命令下,省会警察局限三日内腾让,四川佛教支会这才搬离。163师师部即由大慈寺移住之。那志良派职员吴玉璋在大慈寺接收箱件并典守。

五、 四川方面鼎力支持,沿途严密护送

当褒城、广元还剩下六七百箱时,接到存成都的全部迁往峨眉的紧急命令,所以最后几批共691箱,是从褒城、广元运到成都卸下即转车往峨眉,在成都的停留时间很短。

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署高度重视文物运送的安全保卫工作。1938年4月30日,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致函省府秘书长、代理省政府主席邓汉祥(字鸣阶),商议派兵护送。今录全文:

鸣阶主席勋鉴:

顷准故宫博物院马院长来署谈商,现将运输故宫古物到蓉存储,所有沿途警戒责任,须由经过沿途各县保安队负担,嘱为转函查照办理等由。正函达间复奉大函嘱派部队协同保安队、成华县府,共同负责保护运蓉存储之古物过署,自应照办。兹拟由本署暨贵政府会同饬令成都警备司令部派队协同保安队及成华县府负责保护,希即主稿会行并经令运送古物经过沿途各县保安队,于运送古物经过时负责警戒为荷。耑复。顺颂勋安。

弟邓锡侯拜启(盖章)

四月三十日

函中“成华县”指成都县和华阳县,当时大慈寺在华阳县境内,今华阳县都成为成都城区,大慈寺今属成都市锦江区。成都警备司令部和成都县、华阳县的保安队认真履行了沿途严密护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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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侯致邓汉祥

六、 为保国宝安全,定僧人遵守事项之七条

那志良将大雄宝殿称作第一库,主要存放图书、档案文献和丝绸皮革衣物等。藏经楼楼下为第二库,入存瓷铜玉等重物;楼上为第三库,藏了些较轻的箱件。其他殿堂仍然照旧做佛事。出于安全的考虑,征得住持的同意,那志良会同省政府秘书处交际股实地查勘,将库房与僧人宿舍区用砖墙隔离。为了防火,1938年9月21日又以故宫博物院公函蓉字第115号致省政府,“请转饬大慈寺僧人应遵守事项”七条:

一、 室内严禁吸烟;

二、 晚间只限用清油灯,不准使用洋油或装设电灯;

三、 室内不准设置火盆;

四、 室内不准存放一切易于引火之物;

五、 厨房应派人监守,晚间必须将炉火完全熄灭;

六、 库房附近不准焚烧任何物品;

七、 库房附近不准堆积干草及一切易于燃烧之物。

故宫职员很注意与僧人搞好关系,僧人们也认真遵守防火的七条规定,双方相处得比较融洽。住持果澈宴请客人时,每每敬请那志良作陪。

文物入存后,由省会警察局派警士守护,约半年后,改由成都警备司令部派一名排长率两个班士兵守护,故宫方面每月补贴伙食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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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慈寺山门,摄于2010年

七、 存藏13个月后,从成都大慈寺移运峨眉

到了1939年5月中旬,那志良突然接到命令:将存在成都的文物迁运峨眉。并且时间紧迫:限于1939年5月底前完成。马衡院长责成那志良抓紧时间全权负责办理。

那志良估计5月底肯定运不完,他派科员牛德明先去峨眉做准备工作,自己去了彭山县城,物色了禹王宫、万寿宫和县立初级中学,作为临时储存地,打算一部分文物直接从成都运峨眉,另一部分从5月17日开始盘到离成都很近的彭山,以符合5月底全部运出成都的命令,再转运峨眉。实际上,存成都的文物于1939年6月4日才全部迁离大慈寺,至7月11日暂存于彭山的也全部运抵峨眉,存放于县城东门外的大佛殿和西门外的武庙、火神庙。

故宫的6595箱文物,自1938年5月下旬起,至1939年6月4日止,前后13个月时间存放于大慈寺。这是大慈寺的一段光荣历史。大慈寺僧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瑰宝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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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就寺中僧人应遵守事项给四川省政府的函

1939年6月11日,日本飞机27架轰炸成都,炸死226人,伤432人,繁华地段数十条街道被毁。就在这一天,那志良由峨眉返成都办理善后事务,亲历了这场惨烈的无差别轰炸,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第102页记载:“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担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又听说春熙路一带已经炸光了,大火仍燃烧着。”他庆幸文物已经全部迁离成都。

1939年6月24日,故宫博物院以蓉字第306号公函,对四川省政府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写明“除驻蓉办事处仍设大慈寺办理一切结束事宜外,所有本院借用大慈寺库房,业经交由该寺住持点收,相应查照,并祈转饬警备司令部将驻守本院库房士兵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