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法官后悔吗 人人都是“彭宇案的法官”

当“产妇少送红包肛门被缝”的消息被当作一桩医疗腐败的最新案例广泛报道,并受到舆论的一片喊打之时,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荒诞感。

就常理而言,对产妇肛门被缝这一事实的成因可以有各种猜测,比如为了应对手术中的意外而结扎止血,或如医院所称的“免费痔疮手术”等。而其中最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的一种,才会将助产士的行为动因,解释成因为不满家属所给的红包太少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如有网友所言,即使那位助产士确实因产妇家属所给红包太少而心怀不满,也不太可能用缝死患者肛门这样的愚蠢方式实施报复,除非她的智商为零,且当时已经陷入疯狂。由此,在任何还有基本互信基础的社会,“产妇少送红包肛门被缝”这样的指控都很难成立,更不可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相信。

然而,这样的指控却在中国切实发生,且受到公众的普遍相信和一致谴责。而唯一可以支持这一指控的理由,只能是广泛弥漫于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和在这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对医护人员产生的先验的“有罪推定”。公众似乎宁愿相信,曾经被奉为“白衣天使”的医护人员,确实已经彻底堕落成无恶不作的“白狼”,以致无论多么匪夷所思的罪恶,都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且成为再次印证他们无恶不作的铁证。

在这个不断激化的情绪螺旋中,理性和常识不得不让位于先验的印象和愤怒的情绪,以致让医生们的“罪行”无需接受事实的检验,就可以拍板定案。

截止到目前,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给出了初步的调查结论,认为产妇“肛门被缝”,是助产士为产妇接生后进行的痔疮结扎止血。毫不意外的是,这样的结论被产妇家属断然拒绝,而公众舆论的回应则是毫不意外的“我不相信!”

与此次事件相似,在以往围绕类似事件出现的争论中,舆论早已表现出一种牢固的思维定式——凡遇医患纠纷,医院必然袒护医生;而当地卫生局等主管部门与医院利益高度相关,早已失去了“裁判”的资格;即使成立所谓的独立调查机构,但由于其中的成员与被调查者不是以前的同学就是过往的同事,他们的调查,其实还是没有客观公正可言。

于是我们看到,患者对医生、医院的怀疑一旦启动,便自动地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螺旋之中,几乎再也不可能被消除。

由于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特征,医生职业群体确实有很强的封闭性,要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几个与同行毫无瓜葛的“中立的第三方”,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面对如此封闭且具有专业知识优势的职业群体,公众几乎必然地觉得身处弱势,并必然地产生警惕和疑虑。

因此,类似医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群体,其获得公众信任的基础,往往在于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和在此职业伦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我逐劣机制。当这种机制存在,且获得公众承认,这个群体便获得了信任,反之则失信于众且难以自辩。

也就是说,当公众认为这个群体可信的时候,它就愈发可信;反之一旦公众失去了对它的信任,它也就愈发不可信。而一个职业群体的职业信誉一旦陷入后一个恶性循环,便如同陷入泥潭一般地难以自拔。正如医院、医生一旦陷入纠纷,不仅难以自正清白,甚至连找到一个可以取信于公众的仲裁者都殊为艰难,因为在公众眼里,你们都是利益相关的一伙。

当下与医生境遇类似的,还有法官、学者、教师等职业群体。而当这些在正常的社会里被视为“良心职业”的群体,却普遍面临信誉崩塌的危局,公众将因此而失去信任的坐标,社会也失去了构成信任体系的根本基础。

当年北岛在其诗作中喊出“我-不-相-信”的时候,如同在无数同样迷茫的青年心头滚过一片惊雷。再没有什么比这个用短线着意拉长的呐喊,更能表达他们对刚刚过去的那个荒诞时代的愤懑和谴责。而当他继续呐喊着:“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的时候,你却能分明地感到,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青年,是多么强烈地期待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能让所有不相信都变得可信的时代的到来。

如今,30多年过去,当年出自愤怒青年的绝望呐喊,却已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只是“我不相信”的对象,已经从形而上的蓝天、雷声、梦想、死亡,弥散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细节——我不相信法官还会主持正义/我不相信教师还会授业解惑/我不相信医生还会治病救人/我不相信记者还会追求真相……

当年南京“彭宇案”法官,以“常理”之名,否定了彭宇不求利益、救助他人的可能,受到舆论一致抨击,谴责其用恶意的推理,败坏了社会风气,以致发出“彭宇案之后,不会再有雷锋”之慨。但面对“产妇被缝肛门”的多种可能,公众却和产妇家属一样,以“医生不可能学雷锋”的推理,拒不相信医院所称“免费手术”。由此,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彭宇案的法官”。而在这沉重的事实背后,是我们每个人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自由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