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收复外蒙古 枭雄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始末
蒙古只有一个,本无内外之分。100多年前动荡的中国政局,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外蒙古开始走上与中华大家庭分离之路。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将军满怀收复壮志,率不满5000之师、用时未满1月,成功地收复外蒙古地区,一时间举国欢欣鼓舞,徐亦被赞誉为“傅介子第二”。
然而再度动荡的中国政局再次给了苏俄可乘之机,在它的入侵下,1924年外蒙古再度易手,而徐树铮将军亦在翌年遭冯玉祥枪杀,给这段辉煌的战史划下一个悲壮的句号。
外蒙古地区与中国正式分离马上就到70年了(1924年-1945年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每每想到这段分离史总难免令人扼腕。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事实亦不能改变,唯有教训才是最真实和惨痛的。如今重温这段徐树铮将军收复外蒙史,只是为了申明一个道理: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只有实力做后盾的外交才能维护国家真正的完整与独立,舍此再无他途。
外蒙古的第一次分离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一直对外蒙古地区垂涎三尺的沙俄遂策动了所谓的“外蒙古独立”运动,由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政府,并同沙俄政府签订所谓的俄蒙协定,同意沙俄在外蒙古驻军。外蒙古地区遂受制于沙俄政府,但其“独立”一直未得到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认可。
1913年,沙俄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中国仅得到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但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实行“自治”,而袁世凯则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仍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假意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俄在1919年7月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苏俄彼时根基未稳,尚无暇对外蒙古地区进行干预,而白俄匪军及日本所谓“护侨部队”等的骚扰令外蒙地区苦不堪言,于是在当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徐树铮的献策与军事准备
远东地区的风云突变,加上外蒙古部分爱国王公回归中华大家庭的强烈愿望,再加上中国因参加一战而获得较高的国际声望,为中国政府收复外蒙古地区也提供了良机。为此,时任北洋政府军总参谋长的徐树铮于1919年4月17日向北洋政府提交《西北边防条陈》,力主收复外蒙古地区,其中第一款特别指出:
辛亥以往,中国多事,无暇顾及边圉,俄人乘机煽诱外蒙独立,致成三方协约之局。乃欧战以来,俄国政变相继发生,干戈相寻,迄无宁日。於兹急起直追,复我故物,自属报施之道,原不必以蒙约为顾忌,惟外蒙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麦示,国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
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於中央深表亲赖之意。
如近日谢米诺夫勾煽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所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
这是徐树铮为了收回外蒙古而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一个积极的谋略。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徐树铮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就已经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古了。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中的协约国,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辖地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察哈尔、热河和东三省等地区,实力非常雄厚。
他毛遂自荐,利用协约国借款,招募军队,编练中国参战军,却驻屯西北按兵不动,准备等待时机一举收复外蒙古。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伦。当时的报界称其为“中国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之一(另一人为孙中山)。
1919年,德国战败后,北洋政府遂将一战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遂下令徐树铮筹划出兵收复外蒙古事宜。为了收复外蒙古,徐树铮先派遣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进行备战和军事演习,他本人在多伦镇守使唐启尧的将军署衙内设立“收复外蒙古前进指挥部”,并以多伦为大本营招兵买马、筹措粮草。同时,还派出大批侦查人员赴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广泛收集情报,秘密反馈回多伦前进指挥部。
战意已决
徐树铮在多伦诺尔整训并准备出兵外蒙古的消息秘密传到库伦,外蒙古自治政府一片惊慌。以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为首的外蒙古王公贵族见势不妙,立即派遣所谓的“外蒙古代表团”到多伦商谈,表示情愿取消“自治”回归中国,随行还带来了“自治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的副本呈交徐树铮,其主要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寺院属民),盟长、将军、扎萨克(旗长)、高卓特巴(总览庙仓事务)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实施殖民事项,将盟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恰克图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伦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需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工商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旗)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伦大员及帮办人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使得办理。
这个《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通篇充斥着外蒙古王公贵族仍以“高度自治”来制衡中国政府之管理的幻想。徐树铮阅罢怒发冲冠,严厉驳斥“代表团”成员,并积极准备出兵外蒙古,准备以武力迫使对方屈服。
故土光复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个旅,骑兵一个团共4000余人,乘上80多辆大卡车从多伦诺尔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向库伦进军,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的战幕。
与此同时,徐树铮还在多伦诺尔设立西北边防军后勤供应部,由多伦镇守使唐启尧负责征办各类战略物资,多伦诺尔西北边防军后勤基地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输往北征的徐树铮部队,保障了收复库伦的成功。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自多伦诺尔至库伦约为2000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方可抵达。徐树铮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与先头部队一起按日缓缓行进。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也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在多伦筹措到的国外贷款。为此,徐树铮遂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伦。
库伦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只有盘踞在当地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
徐树铮认为外蒙古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不占领库伦,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骑兵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被俄国强占的唐努乌梁海等外蒙军事重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各战略要地。
至10月29日,徐树铮率部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今蒙古国肯特省乔伊尔市)时,通过交涉,令日本武官松井中佐将驻库伦的日本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上缴来。事毕后,徐树铮率军开进了库伦。
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乌兰巴托,外蒙古王公放弃抵抗,中国政府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收复了分离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