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是民族英雄吗 徐树铮真的是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吗?

徐树铮(1880年—1925年),字又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能文会武,号称“儒将”。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出兵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强令外蒙自治官府撤销自治,外蒙古的实际主权一度被收回中央。

当时即使是一贯反对军阀统治的孙中山对此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徐树铮“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①今天某些历史出版物更是把徐抬到了“收复外蒙第一功”的高度。为什么徐树铮能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令外蒙撤治,他在这其中究竟起了何种的作用使了何种手段,收复外蒙真的是徐的大功一件吗,事实的真相又究竟如何,本文将就此叙之。

外蒙古自清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清代外蒙古称为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今天我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当时称为漠南蒙古。因为漠南蒙古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归附清朝,又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因此被清朝划为“内扎萨克”,成为今天内蒙古的雏形。

而喀尔喀蒙古直到康熙年间才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亲统大军抵达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与内外蒙古各部王公会盟,确立了在外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外蒙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此后雍正、乾隆两朝在外蒙先后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等官职,对外蒙实行有效管理。

18世纪沙俄不断向东扩张,一度企图染指外蒙,慑于当时清朝国力未敢造次。雍正时期,中俄两国先后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界约》,基本确定了中国外蒙古与俄国的边界,也从法理上肯定了外蒙属于中国领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内地多省举旗易帜,清廷式微。沙俄嗅到了把外蒙从中国分离的好机会,外蒙王公在沙俄的煽惑下组织军队驱除清廷驻扎在外蒙的官员和军队。当年11月,外蒙王公宣布建立“大蒙古国”,12月29日,外蒙活佛哲布尊巴丹登基称帝,号“日光皇帝”,建元“共戴”。

外蒙独立后,内蒙一些分裂分子也跟着蠢蠢欲动。在接受外蒙和俄国的子弹枪炮接济之后,1912年8月8日,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发动大规模叛乱,不仅宣布“与中国永绝”,还派出军队大举进攻洮南、镇东等地。外蒙独立引起举国哗然,全国各界人士纷纷通电指责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为。袁世凯迅速调集东三省军队合击乌泰叛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最终击溃叛军,收复内蒙。

在收复内蒙后,袁世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国内革命党,加上俄国对袁实行军事讹诈,也就无意进兵外蒙,开始着手和俄国进行外交谈判,希冀政治解决外蒙问题。从俄国方面来说,把外蒙从中国分离是其既定目标。但当时俄国并不想让外蒙“独立”,而是想让其“自治”。

因为外蒙如果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列强也都要派遣使节入驻库伦,俄国担心外蒙也会变成“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列强共享之地。而让外蒙名义上保留于中国,实行“自治”,实质成为沙俄的殖民地才是对俄国最有利的结果。

1915年中俄及外蒙当局三方在经过了九个多月的谈判后,在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这一条约,外蒙取消“独立”,哲布尊丹巴取消“帝号”、“年号”。俄国承认外蒙属于中国领土之一部。但中国对于外蒙自治内政制度无权干涉,华人不得移民外蒙,并且还要承认外蒙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合法有效(主要就是指俄国与外蒙在1912年签订的《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

《中俄蒙协约》使得中国空有外蒙宗主权之名,而俄国在外蒙的各项殖民特权得以合法化。自此,外蒙名为“自治”,实际上成为沙俄的准殖民地。

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内外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面临一个回归和被分裂,契机与危险并存的特殊局面。从外部来讲,俄国自革命后陷入内战泥潭,无暇东顾,原本促动外蒙分离的最大外部干涉因素消失。从内部而言,大部分外蒙王公也积极谋求撤治回归。

当时外蒙分为王公派和喇嘛派。按照前清旧制,外蒙王公掌政治,喇嘛掌宗教,各司其职。但自外蒙“自治”后,因尊哲布尊丹巴活佛为“皇帝”,喇嘛派权势扩张,王公利益受损。王公们没有从“自治”中捞取什么好处,反而过去中央发给的俸禄、年金也由于“自治”没有了,这样王公的日子反倒不如前,纷纷开始寻求回归民国,希望民国政府能按照前清旧例给予他们相应的待遇。此为回归之契机所在。

但同时外蒙还有进一步从中国被分离的危险。1919年俄国内战延伸至其远东地区,侵及中俄边境。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形形色色的白党异军突起。其中布里亚特蒙古人②谢米诺夫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了“外贝加尔地区临时政府”,势力一时坐大。

1918年,谢米诺夫攻占远东重镇赤塔,并把他的“外贝加尔地区临时政府”迁移至此。谢米诺夫本身存有野心,并不服从得到协约国承认的白俄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政府,而是幻想独霸一方,自成一国。

1919年二三月间,谢氏打着一战后流行的“民族自决”③的幌子,召集布里亚特蒙古人,一小撮内蒙叛乱分子在赤塔召开会议,决议成立包括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中国内外蒙古在内的所谓囊括所有蒙古人在内的“大蒙古国”。

谢氏同时派人去外蒙古,煽惑外蒙参与其中。这一举动引发外蒙当局的恐慌。外蒙官府深知如果外蒙加入所谓“大蒙古国”,必然居于从属地位。而且谢米诺夫不过日本人的一颗棋子,看到当时日本对朝鲜的残暴统治,外蒙就更不想沦为第二个朝鲜。8月4日,外蒙召开王公喇嘛大会,正式决定拒绝谢米诺夫的“邀请”,不参与独立。为了防止谢米诺夫以武力胁迫外蒙,外蒙官府呈请中央政府驻库伦大员陈毅④,请求中央派兵保护。

陈毅面对危急的外蒙形势,在数月内迭电北京政府,请求中央派兵,以为后盾。同时陈毅也洞察到了王公们有回归之愿,便以王公为突破口,不断劝说王公撤治。王公在表达回归之愿的同时,也提出希望中央按照前清旧制保证蒙人利益。

陈毅要求王公全体出具撤治请愿书,以免外人疑为中央胁迫。王公们又提出先进行撤治条件的商定,条件商定好后王公集体出具撤治请愿书,中央答允。到9月下旬,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陈毅与外蒙王公派拟定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草案六十三条。“六十三条”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了外蒙各派别的利益,基本满足了中央政府和外蒙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要求。

10月1日,陈毅派人携草案返回北京。北京政府对草案非常重视,国务院各部纷纷上陈说帖,对草案的一些内容进行讨论修改。在进行小部分文字上的修改后,28日北京政府把修改后的“六十三条”遣人送回库伦,等待外蒙王公的确认。

但“六十三条”平衡了王公和喇嘛的权利,改变了目前喇嘛派一手遮天的局面,因而遭到了喇嘛派的强烈反对。差不多与草案在北京政府内部进行修改的同时,10月份,哲布尊丹巴先后派出两批代表进京活动,并携带亲笔信觐见大总统徐世昌。在亲笔信中,哲布尊丹巴陈情撤治并非蒙人心愿,而是陈毅“不体众意,再三勒迫”,请求徐世昌调任陈毅。

至此,外蒙撤治一案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不明朗的态势,一面是王公迫切要求回归,另一面又是喇嘛派百般阻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徐树铮带兵进入外蒙。

徐树铮带兵入蒙,还带有很深的国内背景。当时皖系军阀段祺瑞手握重兵,在北京政府内部拥有更多话语权。然而皖系在内地的地盘并不多,尤其直奉两系军阀更是虎视眈眈,皖系也急于利用收复外蒙来扩张自身实力,为自己打下一块根据地。从徐树铮个人来说,徐为段的左膀右臂,在扩张皖系地盘上自然和段利益一致。同时由于徐本人一贯的好大喜功的性格,也急于以一件“旷世奇功”来提高自身在国内的威望。

为了应对日益危急的外蒙形势,早在1919年6月13日,大总统徐世昌就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管理西北边防事宜。10月上旬,徐树铮先期派出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褚其祥部进驻库伦。24日,徐以检阅军队为名率领四千人的军队从北京出发开赴库伦。当时一行人先是坐火车抵达张家口,到达张家口后徐与随行人员及文职人员分乘15辆汽车,其他武装人员则乘驼马,最终于29日抵达库伦。

徐树铮出发之日,陈毅的“六十三条”已经在北京政府内部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的国务总理靳云鹏同为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但和徐树铮颇有矛盾,在徐出发前曾致电陈毅,告知

徐到了库伦后,力陈“六十三条”之七不可,要求以笼统意思代替详细条文。11月4日,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靳云鹏认为“六十三条”已经国务会议决定,断无更改之理。发出电报,要求撤治之事,交陈使专办,他人不必越俎。

这一下可让徐树铮炸了锅,11月10日徐树铮发出卦电,气势汹汹:

徐树铮带有兵马,陈毅不过一介文官,根本无法与其对抗。于是徐夺取了与处置外蒙的大权。徐认为陈毅的“六十三条”把喇嘛的权利让与王公,“中央收其名,王公收其实”,于是把“六十三条”推倒重来,另立八条含义笼统的条款。徐的方针就是,先让外蒙撤治,撤治结束后王公喇嘛们想要什么权利再回头慢慢谈。这让原本还在苦口婆心劝导王公的陈毅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

12日,活佛派人宴请徐树铮,徐树铮认为请柬不合礼仪,拒绝出席。然后外蒙自治官府总理兼内务总长巴特玛多尔济亲自来请,徐半是开玩笑半是威胁地语气说,活佛多病,离死不远了,您还是为整个黄教自爱吧。巴特玛悻悻而归。

13日,外蒙四部王公就是否撤治问题召开会议,大部分王公表示赞同。但一小部分由活佛滥加封爵的喇嘛派成员要求保留总理职位,对撤治颇有微言。晚间,徐树铮带兵亲至巴特玛寓所,拿出自己提出的八条意见,要求其签字。

巴特玛推脱说,

徐树铮说:

巴特玛又说:

徐说:

吓得巴特玛连夜去面见活佛,痛陈利害,活佛才最终同意撤治。⑦

次日清晨,外蒙自治官府发电陈毅请求援助。陈毅一面派人去劝徐不必再逼,另一面亲自来到自治官府劝解蒙人先行撤治,具体条件等撤治后再行商议。当天,徐再次来到巴特玛寓所商议具体条件。巴特玛多尔济认为徐定的条件去喇嘛派权利太多,希望更改。

徐再度威胁:“祸害外蒙的不是活佛而就是喇嘛。再给你一个晚上,不然就不是拿解活佛一人。您虽然年事已高,但到时候也一起跟着进京吧!”徐的军事威胁起到了效果。15日,巴特玛多尔济召集所有王公喇嘛召开全体会议,议定接受徐树铮的“八条”。

17日,外蒙自治政府、王公、喇嘛联名向北京政府递交撤治请愿书。徐树铮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在短短两天之内就逼迫外蒙官府完成了前已讨论半年之久的撤治问题。

18日,徐树铮宣布在库伦建立西北筹边使公署,代替自治官府成为外蒙最高政权机关。21日,徐树铮圆满完成任务,回京复命。

徐树铮带着外蒙王公喇嘛的撤治请愿书回到北京后,成为收复外蒙的大功臣。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召见,盛赞徐树铮的功绩,并且任命徐为外蒙活佛的册封专使。22日,徐树铮以册专使身份再次前往库伦。

1920年1月1日正午,册封大典在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佛宫举行。当时库伦总共约有两万居民几乎全都到场,沿途道路堵塞,水泄不通。徐树铮率文武随员,盛张仪仗,恭奉册印抵达佛宫,王公喇嘛站成两排早早就在佛宫门外相迎。

佛宫礼厅正中摆放了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和大总统徐世昌画像。哲布尊丹巴首先向国旗、总统像和册印各三鞠躬。然后徐树铮向南宣读册封文书,授予哲布尊丹巴印册,活佛向北接受。全场汉蒙官员向活佛申贺,欢呼万岁。册封大典结束。徐下令全蒙各地放假三日,以示庆祝。同时请在库伦的戏班表演三日,男女老幼皆可免费进出观剧,一派欢庆气象。

外蒙回归后,徐树铮成为外蒙实际的最高统治者。1920年5月,徐树铮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治蒙要略》,包括改革官制、劝谕兴学,发展垦牧,修筑铁路,兴办林矿,巩固边防等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诸多方面。可惜很快直皖战争爆发,7月18日皖系大败,徐树铮下野,其《治蒙要略》的大多数计划都沦为一纸空文。

徐树铮用了短短两天的时间就把纷扰半年的外蒙撤治问题迅速平定,从民族大义的角度,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徐树铮解决问题的大方向没有问题,值得肯定。

但根据历史事实,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第一,外蒙撤治问题早在徐入蒙半年前,因王公主动请求,都护使陈毅从中谋划,就已开始策动。陈毅经营外蒙多年,熟悉蒙情,跟王公联络了相当感情。“六十三条”虽没有完全达成,但具备谈判的基础,而徐遽然打断谈判,致使“数年之功,毁于一旦”。

第二,徐树铮逼迫外蒙撤治,没有照顾外蒙各派的民族感情,得蒙地而失蒙人心。近年来,由于“反教科书式”的历史思维作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些曾经在过去较“左”的历史观下十恶不赦的人物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民族英雄,徐树铮正是这种思维下被消费的对象。反倒是民国一些论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民国时期外交史专家张忠绂就曾评价徐树铮处置外蒙一事:

第三,徐树铮虽然短时间内逼迫外蒙撤治,但对外蒙缺乏长期经营,其政治活动的重心仍然是在国内与其他军阀派系的争权夺利上。徐树铮虽然自称是外蒙最高长官,但实际上在外蒙待了不足一百天。后来内地直皖纷争一起,赶不及就回北京打内战去了。逼令外蒙撤治,对徐而言更多的是捞取政治资本,谋求政治声望,而非坊间论者牵强附会地说他是出于爱国的公心。

历史地看,徐树铮短时间内逼令外蒙撤治,这种“大跃进”的处置方式虽逞一时之快,却也种下了苦果。本来王公派还站在撤治一边,徐树铮强令外蒙撤治后,黄黑一气,对中央离心离德。1920年秋,号称“血腥男爵”的白俄军官恩琴率众进犯外蒙。

部分外蒙王公转而支持俄军,向恩琴提供兵丁、马匹、粮食等。10月26日,爆发第一次库伦之战,中国守军奋力抵抗,击退恩琴。1921年2月1日,恩琴率众五千卷土重来,中国守军孤立无援,3日城破,陈毅⑨率众北遁恰克图,至三月份科、乌、唐、恰先后沦陷⑩,至此中国政府在外蒙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丧失⑪。

此后,历届民国政府再也无力收复外蒙,连袁世凯时期的宗主权之空名都不复存在,1919年中国政府收回外蒙之故事也由此成为绝唱。

注释:

①孙中山:《批凌钺函》(1919年12月23日),选自《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第177页。傅介子、陈汤都是汉代平定西域的名将,孙中山借此比如徐树铮收复外蒙的功绩。

②布里亚特蒙古人是蒙古族的一支,主要生活在贝尔加湖以西,西伯利亚以南靠近外蒙古北部的俄国境内,是俄化了的蒙古人。今天俄罗斯仍有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

③一战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大力提倡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战结束后,欧洲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土崩瓦解,波兰、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纷纷独立,“民族自决”之说风行一时。

④陈毅(1873年—?),字士可,湖北省黄陂人。历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蒙藏事务局参事、蒙藏院参事。1915年6月,任乌里雅苏台佐员。1917年12月,被任命为驻库伦办事大员。驻库伦办事大员,又称库伦都护使,是当时北京政府驻扎外蒙的最高官员。

⑤《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10月21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16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

⑥《收西北边署抄送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1919年11月10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85页。

⑦《收库伦都护使陈毅电》(1919年11月16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90页;《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1919年11月11月14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92-593页。

⑧张忠绂:《外蒙问题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98号,1936年4月26日出版,第7-8页。

⑨直皖战争之后,徐树铮下野,陈毅于1920年8月15日出任西北筹边使。9月10日,北京政府改革外蒙官制,撤销西北筹边使一职,设“库乌科唐镇抚使”为外蒙最高长官,由陈毅担任。

⑩其中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为恩琴军队攻陷,恰克图则是在3月18日遭到蒙古人民党军队和苏俄军队的突然袭击而失陷。

⑪外蒙古在法理上完成独立要到1946年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公投的结果,但实际掌控权自文章叙述处就已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