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五四 顾维钧 1919的雄辩与悲情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名义上是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会议。
作为协约国一方的中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包括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王正廷等。中国政府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在回忆录里,外交才子顾维钧描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大众对于顾维钧的认识,除了历史教课书,还有1999年上映的黄健中执导、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电影主要展现的就是外交才子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
时隔15年, 73岁的黄健中导演依旧对当年《我的1919》拍摄的每个细节记忆犹新。
黄健中说,不仅观众认可片中的顾维钧形象,就连顾维钧女儿都十分认可——
“2000年,我有个代表团活动,去美国。顾维钧女儿在我的宾馆里等了2个小时。我赶紧上去鞠躬,为迟到道歉。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电影把她父亲拍得那么像。她说‘你这个年纪是不会见过我父亲的,怎么会选一个这么像我父亲的演员呢?’”
“1919年中国近代史结束,现代史开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在那个年代,旧知识分子希望改变中国形象。”黄健中说。
黄健中表示,这部电影最难的还在于顾维钧并非1919年的“经典人物”,1919年有“五四运动”,之前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是以顾维钧为主角,通过展现他的外交才华来反映那段历史,激起大家的爱国热情。
哥大优等生,16岁演讲《觉醒了的中国》
决定执导《我的1919》后,黄健中花了半年时间来研究顾维钧。半年中,他研读了民主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等方面的书籍,还看了顾维钧回忆录。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我发现,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预备班时,演讲的题目就是《觉醒了的中国》。”黄健中说,由此可见,顾维钧少年时就有远大的抱负。
黄健中还发现,“一战”爆发后,时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写信给北洋政府,建议中国参战。
“这是一个学者型的外交家,他也是潇洒的,热情的。电影由此确立了顾维钧的内在性格。”黄健中说。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中的顾维钧一角,也是陈道明演的。
《建党伟业》编剧董哲这样评价顾维钧:“他是一位很纯粹的外交家,非常专业,在国际上都很有声誉。他担任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是‘民国第一外交家’”。
“1999年5月10日在巴黎开机,7月2日关机。两个月不到,片子全程在巴黎拍摄。”黄健中说。
看过《我的1919》的人,都觉得顾维钧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的雄辩是最精彩一幕。
顾维钧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也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拒绝签字,一个“弱国”外交家
但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继续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多方斡旋,试团扭转和会决定,均遭失败。软弱的北洋政府竟逼代表团屈从列强旨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等人既不愿签字,又无力抗争。
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那一刻,顾维钧正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后来的电影编剧董哲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但对一个外交家来说,虽然顾维钧外交才华横溢,但弱国无外交。那个时代给了他展现外交才华的机遇,但就他个人来说,则是职业生涯的悲剧。”
董哲说,以拒绝签字来结束,其实是失败外交。“如果那时的中国有现在的实力,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了。”
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给了日本法理上的凭据。作为一个外交家,顾维钧守住了底线,也冒了很大的个人风险。董哲介绍说,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陆征祥,但最后是顾维钧担起了这个责任。“顾维钧最后没有签,于他个人,这一选择是对的。对国家来说,也是对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