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著作 李泽厚:北大聘金庸 成龙为客座教授是荒唐事情
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
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为什么电视节目热衷于搞一些"三俗"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对李泽厚的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是民主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这种心态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严重一点说,就是红卫兵遗风。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争端,都让我想起"文革"时的红卫兵口号:"把你们都要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教育影响深远,当然自古文人相轻,但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问题尤其突出。
现在不管是哪一派,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红卫兵遗风。按理说学术研究的精神应该是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接近真理。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我就是对,你就是错。"
理论交锋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借此机会,我想详细谈一谈我跟这两派的"同"和"异"。
我和自由派的相同观点,就是肯定中国学西方还不够到位,"西体中用"里的"西体"还不够。当然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中国急需建立公共理性,所以我反对儒学热、国学热,这些对建设公共理性都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学热"都是在维护专制。
但是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不同意他们主张现在就搞一人一票的普选。外国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海地,就搞得一塌糊涂。一大串体制和社会问题,搞个普选就能解决?那就天下大乱了。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恢复毛时代的传统。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新京报:本报前些时候发表过你和易中天的对话,你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李泽厚:这不是学理意义上的讨论,我是想通过传媒说几句刺激点的话,引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新左派已经向民族主义靠拢,一切民族主义我都反对。这里再补充一点:我们谈民族主义,这方面概念都是不清楚的。199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民族主义,2002年又写过一篇,两篇文章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新京报:可是打民族牌的学者和相关书籍现在很多,有些还非常流行。
李泽厚:听说《中国不高兴》就卖得很好嘛,看来知识界狂热于民族主义的还不少。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