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杀了多少蒙古人 徐树铮为何不做外蒙古的盛世才?
1925年12月11日,徐树铮欧洲考察结束回到上海,期间与孙传芳会晤,商议直、奉、皖三系联合对抗冯玉祥和准备北伐的革命军。段祺瑞以京津局面混乱电嘱其暂缓赴京,但他认为考察回国,理应复命。
1925年12月29日,复命后,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下张之江派人劫持,于30日凌晨一时,被押往站外枪杀。
(徐树铮。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6年4月20日下午,下台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乘火车出京前往天津。据曾宗鉴笔记:专车开出一小时后,段走进随从人员乘坐的车厢,问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徐字)被杀,是在站内还是站外?” 及至廊坊,段开窗而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言,老泪盈眶,掩面入卧。
这是一件让段祺瑞余下十年中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徐树铮去车站后,段祺瑞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后悔就在于他没有亲自去追回徐树铮,仅让人持纸条赶往车站,以为他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徐树铮一笑置之。
解放后,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告诉他说,爷爷死前曾留下话,以后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要摆上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段昌义说,从那以后,段家每年都是这样做。
徐树铮是谁?为何被暗杀?段祺瑞为何如此看中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军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生。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
落第秀才投笔从戎
徐树铮出身于一个穷儒之家。父亲徐忠清早年科举拔贡,以设馆授业为生。母亲岳氏为宋代名将岳飞后裔。徐树铮天资聪颖,幼承庭训,六岁能读诗,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获岁试一等第一名。十八岁赴南京乡试,名落孙山。从此厌倦科举,认为读书人只会钻研八股,于事无补,决心投笔从戎,沙场立功。
(徐树铮与考察团随员摄于意大利。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1年冬天,22岁的徐树铮怀揣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国事条陈》,千里迢迢赴济南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希望在袁氏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几经周折,文章被递进巡抚府。袁世凯看罢,大加赞赏,得知作者是个年轻人,更觉得人才难得。当时袁正在守母丧,不便见客,便指派道员朱钟琪出面接待。朱一向以名士自居,目中无人,碰到自尊心极强的徐,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徐树铮闷闷不乐地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段祺瑞其时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据段祺瑞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于是走投无路的徐树铮被延揽为用,追随段祺瑞的左右。
“北洋小诸葛”
徐树铮才华横溢,经武纬文,精通经史,诗文尤佳。曾有佳句“美人颜色千丝发,大将功名十万骑”,闻名于天下。出使外蒙时,随身携一部《汉书》,走一路,看一路,吟一路。徐树铮曾游历法国,在下榻酒店宴请宾客,菜肴非常名贵,徐致辞道:“今日菜肴菲薄粗劣,不堪招待诸位……”酒店老板闻言大怒,以为徐刻意诋毁,非要起诉徐。最后经人调解,徐登报解释误会,方才罢休。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
当时举国偃旗,万民哀悼,称颂中山先生的联很多,致挽联者文豪巨擘不乏其人。但徐树铮的此联被推为众挽联之冠。不少人对此评论:“徐氏之联,用典精辟,含义深刻,可谓之头筹!”由此可见徐树铮之才气超人,文采盖世。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而那一篇42名将领联名通电,便是出自徐树铮的手笔。
时人称“小扇子”、“北洋小诸葛”。
北洋怪杰
1905年,徐树铮被段祺瑞保送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留学期间,他每天闻鸡起舞,钻研兵法。课余考察日本法政及规章制度,撮录纲要,悉心揣摩,以备回国致用。1910年秋,年仅31岁的他学成归国,被分派到段祺瑞军营当参谋。徐树铮自以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踌躇满志地准备干一番事业。
1912年至1914年,徐树铮先后任中华民国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等职。1914 年5月,徐树铮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次长,年仅34 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袁世凯称帝时,徐树铮因其劝段祺瑞抵制,遭袁世凯罢免官职,于是赋闲在家静观其变。
(徐树铮访法时受到法国总统杜梅尔格的接见徐树铮将军。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6年,因称帝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徐树铮协助段祺瑞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的“张勋复辟”事件。事后又策划了讨伐张勋的“讨逆军”行动,讨逆成功后,徐树铮又任陆军总次长,再次回到了权力的舞台。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于是,又出现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徐树铮也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坚定地站在段祺瑞这一边。
在冯段之争中,徐树铮为段祺瑞穿梭奔波,他一方面假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借得巨款,编“参战军”,为段扩兵争雄;一方面组织“安福俱乐部”,为段祺瑞的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树铮当时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只是徐树铮恃才傲物,袁世凯死后,除了段祺瑞谁也瞧不起,经常出言不逊,脾气有些古怪,所以被人称为北洋怪杰。
“当代班超”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和汉人的关系是纠缠复杂的一个大命题,除却了一个元王朝之外,在明清之际的打打合合之际,蒙古就一直被王朝册封等各种形式,将土地和人民列入了大中国的版图。
但是国运有兴衰,清廷的腐朽和败落,民初的纷扰战事,原本和北京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外蒙古民族势力抬头了。外蒙古独立的倾向,其实很早就出现了。
1911年12月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外蒙古首次宣誓过要独立,先后又经过了“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经过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宣布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1917年,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全境赤化,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又害怕俄国的赤化运动波及外蒙古,因此决定回归中华祖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但立即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
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
他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他的什么《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
在威风凛凛的祖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
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孙中山电贺其成就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比。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路线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徐树铮收复库伦为世人所称道,可没过多久他就很快打道回府,放弃已收复的库伦。如果他像盛世才“强力”治理新疆一样,掌控外蒙古局势,那么外蒙古也就不会那么快就独立了。他回中原参加直皖战争,后来死于非命,一代英豪就这样过了,不是很可惜吗?难道他不具备独霸库伦一方的条件吗?
在徐树铮没有进驻外蒙之前,驻外蒙办事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总督)是陈毅。段祺瑞执政后,免去直系人物陈毅,任命他的小军师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1920年夏天段祺瑞政府垮台,自系军阀曹锟执政,曹锟、吴佩孚免去了徐树铮驻乌里雅苏台总督职务。特派陈毅二出库伦,再次任命陈毅为驻乌里雅苏台总督。这有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味道。
又由于当时的外蒙境内本身的混乱。在外蒙这块土地上,不但有中国的军队,还有蒙匪和白俄的匪帮并没有来得及完全清除,外蒙古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徐树铮过于采用军事手段,未得外蒙民心,外蒙还有许多人在为重新“独立”蠢蠢欲动。再加上苏俄干涉和长期以来侵占我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野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