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和土肥原谁大 土肥原和冈村宁次“潜伏”中国
中国地域之广大、地貌之复杂,长期以来让日本人颇为头痛。当时中国方面最初绘制中国军用地图的那些中方人员,基本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学成归国后从事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这是日本获得这些成果的一个有利条件。但当时中国大地已经形成军阀混战局面,各地军阀都极珍视自己区域内的军用地图,按密件保管,外人很难弄到手。对这一现状的突破者,是冈村宁次。
20世纪20年代,冈村宁次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任职。当时孙传芳出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军阀中最大势力的代表。冈村宁次在日本士官学校任教时,孙传芳是该校学生,相互间有“师生之谊”。得悉冈村宁次到了上海,孙传芳便将冈村宁次请到联军司令部,担任其军事顾问,以“老师”相称。
孙传芳与阎锡山不一样之处在于,虽然同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同样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但这个山东泰安籍的直系军阀首领却没有真正信任过日本人。
曾经有日本人疑惑这个在日本学习过的人为什么从来不说日语,听见议论的孙传芳用日语回答说:“自从日本人把我当成朝鲜人那样对待之后,我就渐渐把日语忘了。”孙传芳尊重冈村宁次这个顾问,却没有真心信任过这个“老师”,所以冈村宁次抱怨说:“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精明的冈村宁次没有机会,就潜伏等待,有了机会,再猛扑上去。他回忆说:“我从少壮时代(开始)经常待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
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订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后来就把地图带回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竟遭集中火力射击。
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起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个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宁次老师赶紧雇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
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再加上1925年5月冈村宁次派下属去苏州出差,以欺骗手段从当地军阀那里弄到的江浙一带军用地图,全部上交日军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回忆,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宁次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份五万分这一比例的地图。”
土肥原利用老同学阎锡山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就长于测图。又因为与阎锡山有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几次去山西会阎锡山。阎锡山高兴地合不拢嘴,哈哈大笑,高声用中文说:“老同学来了,老同学来了!”
阎锡山哪里知道,这个身材粗壮、双手布满老茧、看上去就像个典型日本农民的土肥原,深深懂得“为了征服中国,必须学好中文”这个道理。此人后来还专门给侵华日军那些后进生们传授学中文的经验:到北平胡同里去转悠,把那些拖腔拿调吆喝的小贩的话都听懂了,学会了,中文就没问题了。
这是一个用心极其精深的从事侵略的全才。相对照的是我们很多被侵略的中国人,往往既大意又粗疏。阎锡山就是一例。他将“老同学”土肥原奉若上宾,对其要求无不从命。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土肥原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抹要地理做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特别详记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露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这一带事先既未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直至日军突然从这一空隙中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自己对山西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土肥原在“山西王”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了对地区地形的侦察,成为晋北迅速失守的重要原因。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山西王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