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贾樟柯导演及其作品?
三五杯酒后,他们唤他的小名,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贾樟柯又开始眷恋这种温暖。
贾樟柯决心离开北京。
来北京20年后,他才有了这个打算,要搬回到故乡汾阳,理由是雾霾。
“可汾阳的空气也不好。”有人对这个理由不以为然。“不,比这边好太多了,一定要消除对汾阳的误解,”贾樟柯语气带笑,“而且我住村里。”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饭馆 图 / 翟锦
住在村里的贾樟柯开了家饭馆,叫山河故人。进门一落座就能捕捉到玻璃罩里一字排开的9座奖杯,这是影片《山河故人》的成绩单。贾樟柯当然没时间经营,但这里处处有他的痕迹,菜单里每道菜都是他挑的,比如“贾科长推荐:清水桃仁”,青灰色墙上挂着海报剧照和他的照片,二楼的书架上有他挑的书,旁边是一摞落灰的2016年的《南方周末》。
饭馆开在贾家庄,贾樟柯也住在贾家庄,这两年里,他保持着固定的写作节奏,从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那是他思维最活跃的时刻,偶尔也会待在山河故人的二楼,一直写到天黑。晚上是朋友的聚会,多半是酒局,伴着脏话直呼他的小名“赖赖”,故乡老友韩宏一度觉着,贾樟柯之所以开饭馆,就是为了聚会再不用苦恼去哪吃饭。
贾家庄 图 / 翟锦
比起灰扑扑的汾阳县城,贾家庄道路宽阔,安静闲适,天空也更蓝。贾樟柯喜欢在一条路上散步,路边是两排挺拔的白杨树,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民歌,他觉得享受。
从年少时拼命逃离故乡,到成年后拍摄所有电影的语境都选择故乡,再到45岁时重返故乡,这些年,贾樟柯始终以不同方式和故乡汾阳保持着一种连结,他出走,再回来,半生过去,最后真正接纳了这个地方。
9月的最后一天下午,采访开始前,贾樟柯要求休息10分钟。他站起身走了几步,又重新坐下点了支雪茄,抽空录了一段视频,似乎是为某个朋友的活动。
为了新片《时间去哪儿了》的上映,时隔两年后,贾樟柯再次长时间离开汾阳,在北京的一个写字楼里接受了高密度的采访。我们是排在当天的最后一家媒体,一天下来,他已经有些疲倦,可一旦开口说话,又会不自觉陷入思索,以至于雪茄的火光好几次暗了下去,只能反复重新点燃。
《时间去哪儿了》
贾樟柯的疲倦或许由来已久,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他的生活保持着同一种节奏:写剧本、看景、找演员、建组、拍摄、宣传。这一切结束后再开始下一轮,循环往复。
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和一些力量进行博弈。《时间去哪儿了》是他第四支在国内上映的片子,第一支是2004年的《世界》,很多人记得那次发布会上他哭了,因为“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
2013年,为了宣传《天注定》,他曾经一个月飞7个国家,接连不断地接受采访,甚至颇有信心地宣称,已经拿到龙标,电影一定会上映。但后来《天注定》的公映被取消,贾樟柯去了一趟广电总局,回来再面对媒体时,上映的问题被回避了。
那时,在沃尔特·塞勒斯拍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天注定》禁映后,贾樟柯疲惫不堪,灯光昏暗,他坐在沙发上叹着气,抽烟,迟缓地吐着烟圈,“我可能是个大的调整,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我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是这个问题,这的确不是一时情绪不好,是的确想,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空间太小……彻底离开一段时间。”
尽管他后来对媒体澄清过当时的想法:“我没有对这个行业不满意,我只是不喜欢每天为这个行业生活,厌倦自己成为一个电影动物,但这并不是我对行业的厌倦。” 但2016年和许知远聊天时,贾樟柯还是承认,这20年的生活一直都是电影,他感觉疲倦了,想慢下来。
回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慢下来的方法。去年春节,贾樟柯就是在汾阳度过的,每天奔走在亲朋好友的聚会里,这几年,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聚会,在酒桌上划拳,堆一脸笑,高声嚷嚷,充满了烟火气。
《天注定》
也是在拍摄《天注定》前后,贾樟柯意识到,他需要回到过去熟悉的生活里。“所以,我在山西开了一家面馆,把它作为一个跟朋友交流和见面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家乡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外漂泊后你才会获得所谓的乡愁,因为离故乡太远了。”
贾樟柯仔细比较过汾阳和北京的不同:“汾阳下午的阳光非常厚重,那种光感在北京没有。倒不是说北京的太阳比较单薄,而是从出生、懂事到成长,我都习惯了那种浓厚的光线。到了北京,下午没有那样的光线,我都会怅然若失。”
他怀念故乡的光线、味道和人。今年春节拜访住在汾阳的大伯,老人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一会叫他的小名“赖赖”,一会又把他误认为做生意的朋友:“你是从恰克图回来的吗?带没带翻译?”恰克图是以前山西人在外蒙做生意时常停留的地方,这个名字将他从一个蜚声国际的导演拉回到汾阳贾家小子的身份。
80年代,在汾阳中学读书时,贾家小子是校园的风云人物,留长发,跳霹雳舞,组诗社,印诗集。诗社就叫“沙派”,7个人天天腻在一块,不听课时,会想个什么命题,各自写出来,相互传阅评点,比较着谁写得好。
第一次油印诗集,他们花了一星期,到处借办公室,晚上不睡觉,硬是把诗集弄出来了,最后印了七、八十本,各自拿去给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一般的不给,因为实在太抢手了。
“沙派”的名气日益壮大,一次,县公安局派人过来问这是个什么组织,贾樟柯的高中同学赵海还为此接受过父母的敲打:“你没加入什么帮派吧?”
赵海回忆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饭局,在回太原的高速上,贾樟柯一个电话打过来,“赵海,你在哪呢,咱今天晚上喝酒吧,叫上咱们的人”。“好。”找最近的口子,赵海下了高速,掉头驶向贾家庄,那个晚上是汾阳高中“沙派”7人聚的最全的一次。
故乡留给贾樟柯很多温情时刻,但也曾给年少的他造成某种封闭感,他常常想象着远方,觉得汾阳就是个围城:到处都是认识的人,舒服自在,但似乎没有人离开这片土地,但他迫切想要去看看远方,“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上初一那会儿,贾樟柯刚学会自行车,头一件事就是约了同学,偷偷去30里外的孝义看火车。他们一路找,终于看到一条铁路,几个人坐在地上,屏着气息听远处的声音越拉越近,像一场仪式。即使是一列拉煤的慢行火车,也承载着少年对远方的想象。
相似的场景后来就出现在电影《站台》里:县城文工团的青年们偶然看到一列火车驶来,立刻从载着他们四处演出的大卡车上跳下来,兴奋地朝着火车远去的方向大喊。
对那时的贾樟柯来说,那辆朝他驶来又远去的火车就是《黄土地》,“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他为此立志要走出故乡,考入电影学院,做一名导演。
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电影学院是干什么的?那离生活太远了。但韩宏觉得,贾樟柯“做的事情和身边别的朋友都不一样”,这种气质深深吸引着他,以至于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他去北京为开在汾阳的服装店进完货,都会打个车,从动物园直奔小西天,就为了见贾樟柯一面,见完再带着货回太原。
之所以会被一部电影改变一生,贾樟柯觉得,这和故乡的闭塞有关。“因为生活里有许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这也是电影要拍的事。90年代,我相信和我生活在同样环境下的孩子里,99.9%都不会想从事电影工作,太遥远了,所以就容易被一部电影彻底打动之后才开始敢想。但一个大城市的孩子可能不用想,这就是他的选择之一。”
考了3次后,他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也离开了故乡汾阳。这似乎同时满足了他的两个心愿,离导演更近,离围城更远。
少年贾樟柯曾经无比渴望离开汾阳,后来他远去,但他的电影镜头却又对准这里的人和街道。27岁,他在汾阳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小武》,并接连完成故乡三部曲的后两部:《站台》和《任逍遥》。
汾阳是贾樟柯电影旅程的起点,从山西的自传式体验到观察、虚构中国当下社会经验,兜兜转转,贾樟柯的电影里一直有汾阳的影子。
尽管一度厌烦汾阳人际关系的负累,但贾樟柯又受益于这种人情热烈的滋养。拍《小武》时,他还没什么钱,胶片都差点买不起,是在电视台工作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帮忙。他姐夫也资助了不少,很多道具都是从姐夫施工的工地上直接拿的。
在《小武》里饰演药铺老板更胜的安群雁当时还在汾阳上班,工作不忙,总溜出来,看贾樟柯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暴发户靳小勇结婚的院子,是安群雁和剧组负责美术的梁景东做的油漆,花了一下午。红色对联也是安群雁用毛笔写的,写了贴上去。炸的油糕,是安群雁的妈妈在家里做好带过来的,拍了一遍又一遍,炸的都发黑了,不能吃,最后都给倒了。
靳小勇和更胜的扮演者与贾樟柯是发小。图 / 来源网络
《小武》之后,贾樟柯有了投资,不再那么窘迫,但只要在山西拍戏,总会得到不少关照。拍《山河故人》时,贾家庄的书记邢万里常举全村之力帮忙,张罗着收集各家旧物件。《山河故人》里梁子远走他乡背的那床被子,还是美术组打电话问韩宏,韩宏又找了另一个汾阳同学张铭健,让他翻出自家旧被子,凌晨两三点开车送去剧组的。
故乡成为贾樟柯片子的一种固定语境,他观察到中国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县城和县城之间如此相似,“那不如在老家拍”,而片中每一座新的城市,都是此前汾阳的不断叠加。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他在创作中无限接近故乡,受益于故乡,但实际生活中,又离这座城市和朋友们越来越远。
故乡的朋友张晓东就曾经大骂过他。那是在一个酒吧,周围都是来参加电影展的导演,贾樟柯也进了酒吧,人群有些躁动,很多人上前和他交谈。张晓东坐在里面,没凑过去,跟人喝着酒,喝大了,开始骂,骂贾樟柯答应的事情没做到。
《马咀》是张晓东拍的纪录片,花了6年,他拿给贾樟柯看,请他提提意见,贾樟柯爽快答应。但张晓东等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没有回应,他愤怒了。贾樟柯当时什么反应,张晓东不知道。后来两人靠共同的朋友韩宏,慢慢修复这段关系。
发小安群雁理解贾樟柯的这种状态,他聊起贾樟柯的每一句话,末尾总要加上“那很正常”或“这得理解”。贾樟柯几乎从不主动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也会几天不回,这些是常有的事——他意识到,从走出汾阳开始,贾樟柯就已经跨入另一个圈子,不单单是以前的玩伴了,“当你成为名人,你也在慢慢成为‘坏人’,因为你满足不了所有人的愿望”,安群雁说。
家乡朋友对自己的关注和意见,贾樟柯大抵是知道的。他在自己的婚礼上向朋友致歉,去不了同学父亲的寿宴,会托朋友带礼,有时候能顺着朋友的意,他会高兴。他在《山河故人》的太原路演时推了其他媒体,深夜接受了张晓东的采访拍摄。
贾樟柯正在重新认识故乡的人际关系,曾经有一年,他没拍电影,停止了工作,“生活变得茫然,电影变的无力,少年时有过的颓废感又袭上心头”。他回了太原,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久违了好几年的声音传出话筒。
三五杯酒后,他们唤他的小名,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贾樟柯又开始眷恋这种温暖。
就在张晓东的那个采访里,他说:“青春的时候一直只想往前飞,觉得工作最重要,事业最重要,但当你有了人生经验之后,当然这些还是重要,但这不妨碍你留些时间给家人,不妨碍你留些时间给朋友,我开玩笑说,这是我心痛的领悟。”
现在,贾樟柯越来越乐意在汾阳做些跟电影有关的事。他发起创立平遥国际电影节,第一届就在今天开幕,开幕的影片是冯小刚的《芳华》。他还办艺术中心,以及每周日都会在山河故人的二楼放映电影,几乎从未中断。看电影的年轻人从汾阳、太原各地赶来,多的时候五六十号人,能将二楼挤满。贾家庄的年轻人少,而他们,正是贾樟柯最想吸引的一群人。
他们的姿态总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在太原跑了一天,想为考电影学院买本参考书。最后,大汗淋漓的他只买到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还是上下册中的一册,另一册不知去了哪里,“小地方的文化资源太匮乏了”。
无论是后来的《站台》,还是《天注定》,成为导演后的贾樟柯始终描绘着一个自身和故乡的故事:进城和出城,离开这里和去向远方,一如他在人生23岁的当口面临的重大命题。
“很多人逃避自己来的一个路,来的一个方向,尽量地割断自己跟过去的联系,我自己就不喜欢这样。我喜欢用一个词,我真的是有‘农业背景’的一个导演,我相信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有这个背景,而且整个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农业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抛弃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有一个信条,就是不愿意隔断自己跟土地的联系。”
不愿意隔断自己跟故乡联系的贾樟柯,在电影里始终记录着变革中的小县城里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小武》里的县城小偷,也是《世界》里世界公园民俗村的舞蹈演员和保安,还是《天注定》里陷入暴力事件的大海、三儿、小玉和小辉。
贾樟柯注视这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有他在25岁之前在汾阳朝夕相处的人的影子。就像他还在北京读书时,看到睡在三环工地的农民工,他觉得他们像他的高中同学,像他的表兄弟,“我完全理解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
最近一部《山河故人》的故事也再次发生在汾阳,与此同时,贾樟柯也真正回到了汾阳。“我不愿意神化、美化故乡。故乡也包括很多过去想逃离的、不能容忍的东西,它们仍然存在,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包容它们。因为我们有能力出走,也有能力回来,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10多年前,还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贾樟柯总爱待在自习室,拎一卷绿格稿纸,拿着钢笔划拉,开始写自己的剧本,每次拿着笔面对白纸,他的思绪都不由地回到汾阳。
后来春节归乡,14个小时的火车,他辗转回到汾阳,街道上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两边的店铺写了大大的“拆”字,那些店贾樟柯从小进进出出,他在乎,这拆除的县城,他想用镜头记录,“或许是我的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