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波罗年轻 “小老大”梁波罗:有魂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用了这么多的手段,我们最终的取向,还是要走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释放情感、思想,让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呈现出来。有魂了,最后出来的声音,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徐芳:今年,荧屏上不光有《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热,接着又引出了《朗读者》《见字如面》等类似的文化电视栏目,节目形式出新,但也可以说节目内容却“旧”——娓娓道来,或激情澎湃的不仅是某个人的心路历程,也似乎凝聚了很多代人的心动感受。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诗书,世界将会怎样?古往今来,多少人用最华美的语言、最虔诚的感情来礼赞。那么,对于一个经常在各种集会聚会晚会上读书吟诗的明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种以朗读方式开启的集体阅读热潮呢?您年轻时写过诗,最近又出了一本自传,用多种方式进入到文字的世界,这是怎么做到的?
梁波罗:年轻时确实写过诗。也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朗诵过自己的诗,当然更多的是朗诵名家的诗文。我朗诵闻捷的《白海鸥之歌》时,第一次采用了钢琴伴奏的形式,据说这样的方式,在1960年可能算是首创。虽因此招来了一些非议,却在舞台上保留了这个“两结合”,或者更多的“结合”方式,我以为这个尝试很值得。
在钢琴伴奏中,诵时,可委婉悠长,可意味深长。只要平心静气地把握内容,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个字,一个停顿,所谓从容不迫,所谓相得益彰。就像琴声自己能在纸上跳跃,忙中有闲,闲中又有忙,有声,但不同声,错落着,却又有色了。
我去年出版了自传《艺海波澜》。我手写我心,以散文叙述的方式,回忆了自己的从影经历,并期冀与更多读者、影迷,分享我的艺术生涯当中那些难忘的事。
作文是我的拿手项。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曾谈到当年投考戏剧学院的糗事。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后,也许是考得过于疲惫,有一天居然睡到自然醒,醒来发现笔试就在当天,吓得赶紧抄起衣服就往考场跑。
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还在横浜桥,等我跑到时,已经迟到超过半小时。监考同学自然公事公办不让进,情急之下,只好“不孝”地编了个故事,说母亲突然发病,家中只有一人,因为送母亲进急诊室所以才迟到了。舞文弄墨本也是我的爱好,戏剧学院先考,接着报考华东师大中文系,记得都要考作文。
差不多两篇作文定了生死,没想到却意外地同时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这可真是给我出了难题,何取何舍?都爱,实在难以定夺。后来再三斗争,好像连着好几夜没睡着,最后才下定决心,定下了原有的次序排列:戏剧在先,文学在后,毅然退回了华师大的通知单,怕浪费一个指标,占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名额,有可能就挡住了文学的一部分前途……
我最为观众熟知的影片,就是“谍战三部曲”。1960年,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机缘来了,进厂才不到一年,却恰恰赶上参加影片《51号兵站》的拍摄。为了配合我这位初出茅庐的“男一号”,当时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动用了“看家班底”,许多并不起眼的配角,都由优秀的老艺术家担纲演出。让进厂未满一年的新人担当电影主角,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遭。
电影公映之后,果然一炮而红;剧中塑造的“小老大”,由此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另一个名字“老老大”——也仿佛成为了我自己生活的一个扩展名。“谍战三部曲”的另两部,我在《蓝色档案》中演李华,在《小城春秋》中演了吴坚。
1978年,我又开始了新的电影艺术生涯,努力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尽心尽职地演好每一部电影。同时又向荧屏之外发展,我还是新中国电影演员出版歌曲专辑第一人。1980年开始涉足歌坛。在拍摄电影《子夜》之余,参加了上海歌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举办的音乐会。静安体育场18场演出,竟场场爆满。
我乐意参加文艺公益活动。退休之后,凡慈善性的演出和抗灾慰问等活动都积极参加了,至今已有20余年。有时担任节目主持,有时独唱或朗诵。有时演出需要,经常到社区及郊县巡演,身体欠佳时来回奔波也毫无怨言,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文艺指导工作,愿意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很欣赏李叔同说过的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在有生之年,不求空名,尽自己之力,能为社会做些有益之事,这是最大的快乐。多年前患的一场大病,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最珍贵的。心中有了爱,人就自然年轻了。
文学、表演、戏曲、朗诵、主持,无一不练,有些人觉得我“不务正业”,但我认为许多优秀的文艺样式都有待学习与借鉴,而由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我还获得过中国文联评选的“优秀文艺志愿者”称号,上海共有7人当选。
滴水藏海,艺多不压身
徐芳:您以“忽如一夜春风来”,甚至用“炸裂”的词句,来形容现在朗诵会的兴盛,但也预料可能不会一直膨胀。可是,若要持续稳步发展的话,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乃至需要建立一些运行规则?如今“朗诵亭”海选的盛况空前,而“眼泪哗哗,借此排毒”是一个上海诗友对最近此类活动的极致形容,请您以专家和朗诵者的身份来谈谈究竟什么是朗诵?而关于“叙述般的歌唱”与“歌唱般的叙述”的说法,我们又该怎么理解?
梁波罗:朗读节目我看了一些,也参与了很多年很多次,实在无法计数了。朗读非创作,重要的也不是如何拍摄和制作,重要的是要对文字中的情感表达进行研究,甚至要研究人心,乃至万事万物。节目成功与否或取决于此。如果你不熟悉文字、不了解文字,不进入到文字设置的情境当中去,你怎么去解读传递呢?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的哈姆雷特,你的解读,跟别人的解读有什么差异性呢?人们为什么要看你的呢?
提起唱歌与朗诵,还得回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戏表演系求学时,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声乐训练。那时,我只是个声乐爱好者,而不是热烈的追随者。心想自己是学戏剧的,对此等不必过多涉猎,费神深求。而执教的吕铸洪先生却认为我这方面的天资不宜浪费,而应有所发挥。
等我毕业后,演了电影之后,他郑重地约我去了他家,制定了名之为“互教互学”的计划——他教我发声,我教他朗诵。其实那只是吕先生的教学策略罢了,他在运用循循善诱的科学方法,来促我全面长进。吕老师的苦心孤诣令我感动非常,可以说,那正是我以后所探索的“歌唱般叙述,叙述般歌唱”的萌芽阶段。
就是说,既要有说话般的歌唱,又要有歌唱般的说话。
此后,即使当我扬鞭在东海之滨牧羊,每天熬着苦日,却面对湛蓝的天空,翠绿的草,唯有高歌,一遍又一遍,一日复一日,从中检查发声、音准、气息……虽然听众是羊群,但是练声伴随我度过了那一段苦涩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终于重又活跃于文艺战线了。忙咯!忙于拍片于大江南北。也不单在银幕上,我还全面出击,在舞台上朗诵、主持、演出话剧——乃至对广播剧、散文和诗歌一一问津。还真受到了空前欢迎。当时,并没有认真想过“何以广受欢迎”的原因,后来才慢慢梳理出这所谓的“理由”:第一,当然是知名度,加之演员“跨界客串”的新鲜感;第二,我的艺术特色,也就是发掘语言的韵律,朗诵充满了音乐性,即我在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歌唱般叙述”风格——正如前述,这最早得益于吕老师的开导。
在一次万体馆的演出中,我与男高音歌唱家刘明义交上了朋友。为了提高唱歌技艺,我提出向他学习,他欣然答应。而所谓“叙述般歌唱”,也正是在当时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虽然当时不是这么明确概括,但刘明义老师注重我的“轻松随意”与“重在意蕴”,实际上是扬长避短的教学高招。由此,以情带声的“叙述般歌唱”受到了欢迎,也让我的自信心大增。
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开始在唱歌、朗诵等适合舞台表现的技艺上,下了更大的功夫,功夫确实不负有心人,但艺术的追求却永无止境。所谓“叙述般的歌唱”与“歌唱般的叙述”的融合,这可能是我的终极艺术目标,如果说现在我已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话对,但至于说达成目标,我也许只能说“欠奉”,或“还在路上”了!
有了一定的成绩,原因除了部分天赋之外,我的“自我找茬”,也功不可没。好长时间里,我每天听音乐演唱,把自己的唱段录下来反反复复地听。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好,我都要一遍遍地听,自我审视找毛病,有所感觉,第二天才能有所改进。乐在其中,可我也由此懂得了“只争朝夕”的含义。
我体会到,艺术是相通的,处理一首歌,朗诵一段词,其实与演一个角色,从主题表达到情绪转换,风格掌握,是可以互为借鉴,乃至可以互为成就的。后来在拍电影《闪光的彩球》时,作曲家吕其明专为我扮演的一个角色写了一首《摇篮曲》。虽然影片呈现时,只用了我吟唱的几句,即便如此,还是有了反响。同在这部戏里,我扮演英文翻译的角色,角色的英语台词,我自告奋勇,由我自己来完成。所谓滴水藏海,艺多不压身嘛。
“二度创作”与北吼、南吟
徐芳:朗诵不同于私人阅读,朗诵的“阅读”,却是“公开”、“集合”的,甚至还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魅力所在,您可否“描摹”一二?
梁波罗:朗诵确实有很多派别。比如有个说法,北方是诵,南方是吟。甚至还有咆哮派之说,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也有宁静抒情这一路的,南方也有激情澎拜风格的;我就算是吟派的吧,走内心路线的。但这个“吟”,也不是只沉浸于自我,自吟自叹式的,而是能够与人分享的,仿佛内心展示,逐渐逐渐地变化,有时复沓与强化……我从来不吼叫,一气出来可以低沉,再刹住;紧了,松了,韵律感就有了,就像我追求的人生境界;从文体上说,节奏也该是诗与歌的本源和核心之一。
朗诵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朗诵并不借助任何道具,我们却都愿意通过诵读,以检验情感、语感和心跳的协奏,并倾听即时的反馈。也就是说,这是从心到心的一种传递,从感动到感动的传递,所以我在朗诵中会感动于听众,可首先却可能是感动自己。
前几天,我又在秦怡老师的庆祝会上,朗诵了一首诗,之后就收到了听众的“来信”,在手机里,秒速的——说:“梁兄还是那么帅!总是那么优雅、从容、细腻入微;细诉时细诉,停顿时停顿,爆发时爆发……伴着陈钢老师的《时光倒退七十年》(钢琴伴奏),我的耳朵醉了”,这种醉了的感觉,其实我也每每体会到,那就是从感动到感动的传递吧?
从喜欢朗诵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查字典,包里甚至还备了一本字典,以备突发任务,可救急需。乃至还要查四声,如果错一字的腔或调,那也是硬伤了。而如果是现在,还得搜网,看看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时就查不到,但也必须有这个程序,于我这是必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了。
有作者曾如此撰文评价,那就是对作品的“二度创作”:如此也使得朗诵效果更好,竟使得作者本人在现场泣泪。她甚至说:不同质地的朗诵,可以让一首诗上天或入地。
而这样的工作大可尽量详细,因为我不是作者本人,我得尽量多去了解,这个文本背后的东西,这样才能或可能铺垫更多的心理真实的东西,才可以缝合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文本叙述,乃至不同的感情表述。
上图朗诵会有不短的历史了,其实历来爆满。有一批相对固定的听众(包括长三角地区如苏州、无锡等地)源于对诗歌的爱好、对朗读者的喜爱,坚持到场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公益活动的性质。所以朗诵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要真正走向市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提高演出的质量,丰富演出形式,也要逐渐培育观众购票观看的习惯。
释放情感、思想,让活生生的灵魂呈现出来
徐芳:有人说文字不仅是国粹中的国粹,还是文化的载体;就文字本身而言就含有很多信息。通过对文字的吟诵,可以转化与升华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吗?
梁波罗:在我看来,朗诵也许是为了证明,我在这世界上,还在坐车、跑步、起卧,还在和鸟儿交流,和山水对看,和风雨对抗……我到社区里去做了很多年的公益诵读,也许不一定要有很好的音响设备,也许就在春天的风里,就在夏日的树影下,我却以为这未必不是一个朗诵者的好环境,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舞台的朗诵,就像讲述故事和展示生活的混合体,这种与听众息息相关的感觉,其实很不错。
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透过书籍看人生、看命运,不能仅仅停留在表演技艺的层面。技艺当然要表现,但是主要的关注点在人上,尤其在心:“把文字念活了,自己也就复活了。”
当然,朗诵并没有对错。朗诵者要对自己有信心。所谓区别,可能只是台上台下之间的区别,不是对错的区别,或是精彩不精彩、走心不走心、理解不理解、有感染力没感染力的区别。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也许,每次一点点的创新努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要追求的,要付出的。
不然听众的感受,和听过去的带子,和读一本旧书,有什么不同呢?或者像录读一首耳熟能详的,甚至都能背诵的诗,有什么区别?这就等于海明威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不就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吗?这就要求我们多做些声音写意而不是写实的作品,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字音那么硬地“敲”出来,而是要把听众带入到特定的气氛,乃至于气息当中去。
最安静的声音,或者说最不阔大豪迈的,却可能是最成熟的。有时中间有停顿,可那并不是无声,而是另一种的有声,甚至是更有力的声音!在静寂中可以“爆响”全场所有的耳朵……
所以在声音处理中,也常常会耍这样那样的“花招”,可毕竟在朗诵表演中已远远不止这一个“花招”了,比如在破题时拉长字词又不太均衡的部分,这样的结构法,往往会引起听众一瞬间的高度关注。
用了这么多手段,我们最终的取向,还是要走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释放情感、思想,让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呈现出来。有魂了,最后出来的声音,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嘉宾简介:梁波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他是经典抗战影片《51号兵站》中的“小老大”梁洪,凭借俊朗机智的形象一夜成为万众瞩目的银幕偶像;他演唱的歌曲《南屏晚钟》《卖汤圆》传遍大街小巷,清亮抒情的嗓音至今让人回味悠长;他是儒雅博学的海派绅士,他以练达、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坚毅执著的求艺之路和百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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