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瑞华的启示 访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他的智慧依旧闪烁光彩

曾经为浦东开发铲了第一锹土的赵启正同志十分认同这种描述,并热情地补充说:“我再夸深圳几句,深圳不仅仅体现在‘速度’上,她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正是由于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克服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破了一些思想枷锁后,才有了浦东的开发。”

而再一次坐在卢瑞华面前,听这位当年领导广东走过改革开放十年的老省长微笑着回忆往事,仍能感受他身后曾经的硝烟……

岁月如歌,回顾往昔,从1991年至2003年,从常务副省长到省长的12年间,他亲历了广东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

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视察,到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再到筹划深化粤港合作,在中国当代政经领域的重要转折点上,卢瑞华见证了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对一个个影响到广东改革的转折点体会尤深。

2002年,笔者曾到广州采访过卢瑞华。2007年“两会”期间,在与中国外文局比邻的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下榻地——国谊宾馆,笔者再次与他面对面倾听他带着智慧的讲述。 “大学读书时,我是学光谱学的,当年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也许是阴差阳错,我从了政。”真的是阴差阳错吗?在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人,随中国一起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并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谈到当年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坦诚地说:“我是个农家孩子,以前只是对农村了解。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广东要解决的不仅是让人吃饱饭的问题。对如何管理社会和企业,那时很多干部心里都没有底。”

卢瑞华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感受很真切。今天,中国进入了科学管理时代,但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参照,他说:“中央做出了城市改革的决定,尽管当时全国有四个经济特区,但广东的情况其他地方都没有。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只有香港和台湾属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澳门虽然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它的面积实在太小了,经济总量不大。中国内地要进行改革开放,就要先有试点,当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同时被国务院确定为经济改革示范特区。

在卢瑞华看来,四个试验区中,只有广东的深圳和香港水陆相连,一直和香港保持着紧密来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注定要成为一个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幸运儿。从广东的实际发展来看,他的判断是对的。

深圳,这个被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托起的幸运儿,从出生之日起就与广东,这个中国的南大门一起呼吸着八面来风,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路领跑。

在六年前的金秋时节,《今日中国》一班人马在时任社长兼总编辑黄祖安的带领下,赴广东采访。当时的广东经济发展很快,可支配的年财政收入达到1370亿元,相当于江苏和山东两省财政收入的总和,GDP超过1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10多。

报道组以一组《广东:永远开启的南大门》《省长与他的洋顾问》《异彩纷呈话广东》《广州,八面来风劲吹的窗口》等深度报道,将这个中国历史上开放度最高的省份及现代革命的摇篮呈现在世人面前。

广东采访,笔者有幸随团拜访了卢瑞华省长,短暂的见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卢瑞华有着骄人的学历——中山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这差不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干部知识化。

记得当时,卢瑞华谈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东最早启动建设信息化高速公路,而有的同志还不太理解。因为像他那样在信息技术上有超越式发展思维的,在省一级领导中是少有的,而学光谱物理出身的他,较早地意识到新技术必将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那次采访,大家一起谈到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崛起后,广东“珠三角”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因为在设置选题之初,就意识到广东这个中国南大门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时他的回答更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他借用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对他说的话:“先行者会遇到自己先碰到的问题。你们先碰到,先解决,给全国摸索经验。”

采访中,老社长曾就某一问题要一个数字,卢瑞华用三位数乘三位数做心算,片刻间就得出了结果。恰巧,老社长也对数字格外敏感。那天,他们就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字以及人民币与港币如何换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谈话中卢瑞华老省长从金丝边眼镜后边流露出的睿智与喜悦令人难忘。这也令笔者至今感慨在广东经济建设中,省领导喜欢用数字说话这一事实。

破产“国投”给中国改革留下财富

改革开放后的广东,经历了太多的事。但有一件事让卢瑞华难以忘记,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件事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意义重大。今天他向我们描述这个过程时仍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

“1984年,我还在佛山当市长的时候就赶上投资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是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始触及投资决策中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随之而来的1985年、1988年的通货膨胀,伴随着中国人对改革开放初期的记忆,也开始让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卢瑞华们”开始思考。当1993年至1995年第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到来时,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最为明显的贬值。那个时候,鸡蛋、鱼肉都因粮食价格的上涨而飞涨。

回头再看,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工地,那个时候最忙碌的出版社可能会是地图出版社,几个月就要换一版地图。新出现的开发区、楼盘令人目不暇接。卢瑞华说,那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投资热情的总爆发,是一种“投资饥饿症”。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卢瑞华看来,这投资热里不仅隐藏着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希望大展身手的片面政绩冲动,也有历史原因形成的“投资饥饿症”。

前几次的通货膨胀,国家采取“双规模控制”手段化解了危机,说明计划经济还是管用的。进入市场经济后,再用“双规模控制”的手段就不灵了。同时,1989年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苏联解体了,到底是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人们心里没有底了。

卢瑞华的讲述,使我们更理解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视察讲话的意义。中央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积聚在大家心中的一股热情又重新爆发出来,1992年后市场大步放开。但到了1993年,因三次“投资饥饿症”导致投资过热而引发的问题显现出来:原来重视资金,不重视管理,乱集资行为多,乱账多,还有借外国人的账不还,有的股票上市是用来“填债”的。

那时候,谁能拿到银行的贷款,谁就等于掘到进入了市场的第一桶金,风险国家在承担。

卢瑞华说:“危机是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风险会寻找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离香港最近的广东首当其冲。”他告诉我们,当时全国120多家国投公司都是“烂”的,广东国投被外国人追债,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外汇还债。而银行是无情的,情况好时它追着借钱给你,不好的时候,它会最先追债。

广东国投成立于1980年,在当时全国数百家信托公司中,规模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允许对外借贷和发债的地方级“窗口公司”。在当时,就连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尚未获得“窗口公司”资格。

从1983年开始,广东国投先后与日、美、英、法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信贷额度超过3亿美元。长期的过度举债,又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再加上大量的违规经营,给广东国投埋下了巨大的支付风险。

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东国投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在卢瑞华看来,广东在中央的支持下把广东国投关闭,是没办法的选择,他笑着说,“但这是无情对无情,是解决教训的教训。”

接着他神情严肃地说,因为关了广东国投,所有的追债都停止了,全国120家国投松动了,为与国际银行的谈判争取了时间。对国内对国外,我们都达到了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效果不是我们处理了多少乱账,而是通过这样的处理使大家懂得了道德风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与广东擦肩而过的金融危机,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去理会,因为广东没有发生“乱子”,在卢瑞华看来,广东民众真是太好了,是他们始终不渝的信任,为广东发展赢得了时机。

仅用两年,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靠消费拉动经济,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广东税收增加了700亿元,广东既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又解决了欠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了道德风险的危害性,促进了全社会的信誉共识。

一位曾参与处理此事的律师在他的案例报告中这样写道:“广东国投破产案之所以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不仅仅由于它是我国第一起非银行机构破产案,审理没有先例可循,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同时又是第一例涉及大量境外债权的破产案。

首先,广东国投破产案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国终于把金融机构推向了市场。政府不会替一个企业还债。企业只有以其良好的业绩、财务状况、商业信誉和发展前景来吸引投资,而投资者也只能依据企业的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投资,而不要幻想政府会为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一案件的终结,展示了我国法院的高水平、高效率,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尊重。”面带微笑的卢瑞华平静地谈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携带着的一股雄风,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广东深圳博物馆不起眼处的那座青铜雕塑,一个体魄强健的运动员,在奔跑冲刺的刹那间,用双臂将狭窄的铁门撑裂,门框锯齿般断裂处,犹如一道道霹雳闪电。

回首当年,卢瑞华说至今仍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党中央始终如一的支持。他说,当时朱基总理了解广东的情况,了解了,上级就会支持。从那以后,银行也知道不能乱借钱了,政府对企业不再担保,企业的资金来源伴随着法律信用。

他还谈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现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是当时广东省的副省长,是银行行长出身。卢瑞华称赞王岐山说:“这种专业背景,使他始终很精明清醒。”

前不久,笔者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2007年,国家颁布新的对外金融政策后,外资银行的负责人几乎都收到了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的信,北京与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长三角”中心的上海,争夺金融市场,且见成果。同时又读到一则消息,广东现在率先对垄断行业的高薪动刀了。广东仍在一路领跑!

卢瑞华忘不了汪道涵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广东改革先走了一步,出现问题也先走了一步,解决了金融危机,今后也仍然先走一步。”在国人期待下,广东使命非凡。

深圳没有被谁抛弃

“深圳是中国最大、开发最早、建设最成功的特区,她的最大贡献是带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卢瑞华接着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试验区的事业,是全民的事业,我们当年的理想是要让全国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实惠,包括今天的平等待遇。”

他的话使笔者想起大概是在十年前,深圳市政府在北京德宝饭店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其间有记者向市长提问:深圳的特区证何时才能取消?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何时能随时随地出入心中向往的特区。可见,中国百姓早就盼望分享特区的风景了。

但同深圳共同走过昨天,对深圳爱之深切的人们,又多希望深圳能永远独立潮头。于是,2002年一位年轻人在网上发表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八千字长文,引发了人们对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激烈争论。

卢瑞华谈到《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的思考时,首先说,这位年轻人肯思考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接下来他又说,但写这篇文章的大学生不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历史上的深圳。在卢瑞华看来,“昨天的特区,必然走向今天全国的一致,历史是应该这样发展的。”他特别强调,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实惠和平等待遇,这是当年大家的理想和追求。

谈起当年深圳的发展,卢瑞华说,深圳处在“一国两制”交界点上,深圳的文章就做在这里。深圳,毗邻香港,以这个地理优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在世人眼中,深圳的建设的确太快了,二十多年前,深圳国贸大厦就在中国冒了个尖儿,那不仅仅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建设速度,更有深圳不肯步人之后、总想创新的精神追求。

也许,那时候的深圳显得有些浮躁,如今人们驱车经过当时被认为高贵典雅的那座大剧院,感觉就好像是一个金龟子不协调地坐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大都市里,有人笑说:“这倒是很符合那时的深圳特征——一个镶了金牙的暴发户。”

但看待任何问题都要看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像今天我们推崇“停下来,也是一种脚步”的哲学思考一样,不能抹去一个口号带给我们的记忆,那就是当年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蛇口人把这句话写在一个巨幅标语牌上,这个标语牌在蛇口繁华路段矗立了二十多年。

这个口号是中国经济经历巨大浩劫后,人们第一次伸出手指去触摸市场经济的边缘时得出的最直接的感受。面前的卢瑞华,就好像是个身在战场的将军,眼神中有一种被理想鼓舞的坚定而清澈的光泽。他说,深圳并没有被谁抛弃,高新技术正在突飞猛进。毫无疑问,科技内涵、文化内涵的注入,使深圳注定不只是一座不断长高的小渔村。

入夜,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灯火通明,在那些建筑风格独特的大厦里,好像不多久就会有一个科技神话诞生。而再到深圳的高交会看看,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四大科技展会之一的展会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参展、观展的人像赶庙会一样。据说,这个高交会就是因为当年市政府接受了北京大学教授陈章良(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建议,从而取代了深圳已办了十年的荔枝节。

而与它毗邻的蛇口却被夜色淹没,安静得如海滩上遗留下的一个螺号。但这个螺号的洪亮之音,一直回荡在我们的心里,许多媒体人对卢瑞华等改革先驱者的尊敬也一如当年。记者至今保存了一套《洋顾问思维旋风》丛书,其中比比皆是卢瑞华以及省政府领导与所聘请的顾问(外国企业家)的对话。

启开书页,“沃尔玛总裁关于广东物流发展的意见”、“朗讯总裁关于发展广东电子商务的意见”、“英荷壳牌公司总裁关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保护的意见”……一页页翻看下去,这里汇聚了世界经济界重要人物的真知灼见,也可以看出当年省政府官员是怀着怎样虚心的态度,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倾听着世界的声音。

卢瑞华认为,人类避免不了进入市场,中国在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别的国家在发展中遇到过的,我们避免不了,但我们能做到的是早解决,尽力将过程缩短,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广东,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一直在积极捕捉世界发生的变化和进步,这也使得,这个中国的“南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路领跑。

目前,《洋顾问思维旋风》第三卷已出版,备受市场青睐。细细想来,“洋顾问的旋风”与中国外宣领域正在实行的“书刊本土化”其实都蕴藏着一个渴望,这就是渴望最大限度地与世界更好地交流。

2003年初,卢瑞华省长卸任。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他照样直言:有些政府部门的一些文件,带有冲击法律法规的内容,建议进行一次全面的文件清理。

几年过去了,卢瑞华已转换到全国人大岗位上,但积累的智慧,沉淀下的经验,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是一笔难得的来自改革前沿的宝贵财富。

有媒体这样报道:2003年从事全国人大工作后,在“两会”上,老省长静坐的时候多,发言的次数少。但每次开口都关乎百姓利益,教育、交通、物权法……见解独到,掷地有声。

卢瑞华现在已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笔者很幸运能够再次与他面对而坐,听他面带微笑地回首往事。

就在发稿前夕,在北京广州大厦,看到他在挥毫写字,他的书法,坚挺峭拔,似奇实正,还带有风姿潇洒出尘寰的感觉。曾有人将他的书法作品拍卖,他把所得的20万元全部捐给了一所学校。他对艺术的感言是:人生是从零到零之奔,只求留下美好的影。

他给《小读者》杂志题词,“我喜欢‘小读者’,喜欢当一个‘小读者’的不老读者。”可见他心态之年轻。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滇粤代表联欢时,他还登台献演了一个小魔术,他要“让代表们开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