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将军 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事儿特少的首长
1982年春天,我刚从军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黄克诚作为一名病人住进了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南五病房,成为我们科里级别最高的“病人首长”。
最早认识黄克诚,是从病历开始的,因为他病历的厚度超出了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病人。这位来自中纪委的已经79岁的老干部看来久已重病缠身。陪着他来的就三四个人,也没有看见院里的领导。
办理好入院手续,我请他们随我一起到首长的房间。几位随行的人轻声应了一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黄克诚紧随我的身后,向着走廊深处的南五18床走去。
我感到有几分意外。头一天的早交班会上,李天祥副主任曾特别交代:“请大家尽快将18床整理好,有位重要的首长这两天要住进咱们病房。”据我参加工作后的有限的观察,一般被交代要“特殊关照”的病人,大多有一个隆重的入院“仪式”。不料黄克诚来住院时却如此“安静”。
那段时间,黄老是病房里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黄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由衷地告诉你“黄老那人,特好!”他的探视群体也有些特别,“人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老人居多。既有身居高位的党政军领导人,也有看起来挺土气的乡下人。
再一个就是他的探视群体“安静”。他的家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点给医务人员找“事”的意思。还会时不时轻轻地对我们说声“谢谢”、“麻烦你了”。夫人唐棣华女士“事儿”特别少。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病房里相伴首长同时住院的夫人不在少数。
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由于她们把情况向上反映了,结果常让我们在不能辩解的情况下屡遭批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怕夫人比怕首长还厉害。但是这样的事儿,在唐棣华那里一次也没有。正因为她事儿特别少,我的姐妹们都愿意尽可能地多帮她一把。
“黄老,谢谢您”
输液是护理人员的一项基本功。总医院保健病房有一位严厉的护士长,她要求我们给病人输液时必须一针见血,如果扎了第二针,她会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你面对的是病人,病人!懂吗?”
有段时间黄克诚高热持续不退,专家会诊后,决定使用大剂量抗菌素。王素岚护士长把给黄老输液的任务交给了我。从护理站推着输液车向黄克诚的病房里走时,我的心就开始“咚咚”地敲开了小鼓:要是扎不进去怎么办?
黄克诚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候我们的到来。我只好狠狠心,硬着头皮向黄老伸出手去,准备扎止血带,检查血管。就在这一刻,黄老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这是小丁当吧,是你给我输液吗?”我的紧张情绪在黄老的问候和他的这一握中缓解了不少,但精神并没有放松:“是我,黄老,我先给您看看血管。”
“小丁当,别听他们的,人老了,血管不好扎,你只管放心好了,扎几针都没关系,我不怕疼。”话音没落,他先笑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渐渐恢复了原有的自信,眼前是越来越清晰的血管显露:绷紧皮肤,进针……
“好!”随着轻轻的叫好声,暗红色的静脉血骤然通过硅胶管冲了出来。我成功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出了一身汗。护士长在旁边也松了口气,我能感觉得到她眼中的赞许目光。
固定好输液部位,整理好输液器械,我握住黄老没有输液的另一只手,俯身在他耳畔:“黄老,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那是我第一次动情地感谢一个病人。
在我的印象里,黄克诚不借助于安眠药几乎无法入睡。尽管他在上半夜会坚持尝试着进行一段时间的自然入睡,但往往是失败的。每到凌晨一点左右,他准会按红灯要安眠药吃。有一次,我问他:“黄老,您知道不知道,所有的药物几乎都带有一定的毒性,您每次都吃这么多安眠药,这对身体是有害的。
您应该限制一下自己,最好不依赖药物入睡。”他笑了,伸手摸摸脑门:“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其实以前也没有这个毛病,庐山会议后就必须靠安眠药入睡,到现在,想改也改不掉了。”他说得非常轻松,我听得也非常随意,多年以后,我才回味过来老人这番话背后所带的沉甸甸的分量。
几个月后,因为输液问题,我被黄老再次感动了一回。那是为了让我看一场演出,黄老跟我玩的一次“小把戏”。
那天,首都体育馆有场非常精彩的大型文艺晚会,男朋友把票送到我手里的时候,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但立即又有几分扫兴,因为那段时间黄老的病情出现反复,每天晚上要增加一次输液。我真想跟黄老请个假,只要将他治疗的时间向后推一个小时。可是,面对黄老,我无论如何开不了这个口。我的情绪变化,被黄老的警卫参谋刘长春看在眼里:“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似的?”我没有相瞒,对他说了实话。
“既然这么想,就跟黄老说一声呗。你不好说,我给你去说。”我阻止了他:“我已经决定不去了,一场晚会算什么,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黄老忽然叫住我,话语里多了一些比平时更多的温柔:“小丁当,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好吗?今天中午我没有休息好,晚上输液能不能推迟一下?”我大喜过望,便如约去看了那场演出,男朋友自然是非常高兴。不过,他挺纳闷:“怎么这么巧,他老人家像是知道你今天晚上有事似的。”男朋友不说还好,他话音刚落,我立即醒悟过来:尽管我和刘参谋压低了嗓门,但在那个极安静的病房里,黄老肯定听清了我们的谈话。
我立刻离场,拼命地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黄老静静地躺在病床,仿佛在等待着。我上前握着他的手,黄老笑了,问我:“演出好看吗?”我重重地点了点头,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庐山老人”的故事
“庐山老人”是我对同病区另一位首长的别称。平时那位首长的话不是很多,但也不是一位挑剔的病人,因为交流得少,他也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可黄克诚一住院,他就有了一些变化。交谈中,他有意无意总会把话题引到黄克诚身上,言谈举止间表示出对黄克诚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极大关注。我回答着他的问题,心里却多少有一点疑惑:同住一个病区,为什么不直接去向黄克诚表示他的关切呢?
这个无法向那位病人首长提出的问题,我却向黄克诚提了出来。当时我正陪黄克诚散步,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哦,是吗,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出了那位病人的名字。
黄克诚的脚步不易察觉地停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是诚恳而热情的:“小丁当,你去告诉他,我想现在就去看他,我们好多年没见了。”
我带着愉快的心情把黄克诚的意思转达给了那位首长,不料,那位老人显得非常激动,拿着水杯的手不停地抖动,水都洒了出来。他终于走进了黄克诚的房间,远远地就向黄克诚伸出了双手,声音颤抖地说:“黄老,我来看您来了……”
黄克诚热情地接待了他,关切地问他的情况,犹如面对一位失散很久的老朋友。好奇心使我没有避开他们之间的谈话。原来,在庐山会议上,那位首长说了一些伤害黄克诚的话,在黄克诚蒙冤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虽有心但却未能与之见面,这次虽然成了病友,但他仍觉无颜来见黄克诚。
他表示歉意的话一次次被黄克诚打断:“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干什么?还是说说你现在的情况。我现在身体不好,眼睛也不行了,多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
短短的会面,使两位老人尽释前嫌。直到今天,我仿佛还记得“庐山老人”如释重负后的表情。
不久,“庐山老人”出院了,但他与黄克诚之间的故事却并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一次,在与黄克诚聊天时,我有些冒昧地问:“难道您真的一点都不恨他吗?那也算是‘落井下石’啊。”我永远都忘不了黄克诚回答我时的那种表情,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话的语速很慢:“当年他说违心话是出于无奈,如果他不那么说,连自己也保不住,我不能为此而怪罪他。”
更让我意外的是,双目失明的黄克诚尽管看不到我,但却能很准确地感觉到我的反应,他说:“小丁当,你可能不会完全相信我的话,这没关系,等你再长大一些,也经历一些人生挫折,就会觉得对一些问题的宽容实际是对你自己最好的帮助。
那些年,我是受了些委屈,甚至在很多方面连普通人能得到的我都得不到,比方说看病,那时我连普通的看病资格都没有。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很多人可能比我还苦,日子过得还要难,不说别人,就说彭老总,和他相比,我毕竟活着看到了这一天。我很知足,还会有什么委屈和不平呢?”
几年后,在黄克诚的追悼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庐山老人”,面对着黄老的遗像,我看见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黄老唱的歌
又一个清新的黎明来临了。经过一夜值班的我像往常一样打开了黄克诚的录音机。这是1977年前后买的,当时黄老刚刚平反,发了一些钱,老两口一合计,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台收录机,同时也给他们自己买一台。黄老住进我们病房以后,这台收录机也就从他家里搬到了这儿,我们就借光听歌。
记得那个时候总是播放凤飞飞唱的一首歌,叫《好好爱我》。处在恋爱时节的我,差不多能把那首歌唱下来了,可黄老却一个音符也没有记住。他还会笑着劝我们:“那都是靡靡之音,你们年轻人要少听。”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凑到他跟前说:“黄老,您也来唱首歌吧。”
就在那一个普通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听到认识黄老以来他唱的惟一一首歌:《国际歌》。在黄克诚的整个歌唱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一旁捂着嘴乐。我觉得不过瘾,逗着黄老再唱一首歌,他想了想,说道:“那好吧,再给你们唱一首《东方红》。”
歌声未落,我们已经乐成一团,黄克诚也开心地笑了:“我说过嘛,我不会唱歌,不唱了,我唱歌跑调。”
有一次在散步时,我问黄老:“主席逝世的时候,您在北京吗?”他摇摇头:“不在,那时候我是靠边站的,我在山西。”“主席逝世的那年我在爷爷奶奶身边,那天我爷爷的表现很可怕,所以好多年了我都忘不了那一天。”“为什么呢?”黄老将头转向我的方向,他显得有些好奇,“讲讲。”
受了黄老的鼓励,我将思绪拉回到自己少年时代的那一天。“我先听到大院里的广播,就把听到主席逝世的消息告诉他。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要我‘再说一遍’。爷爷的目光和口气让我害怕,当我说完第四遍时,爷爷听明白了,眼泪立即就流了下来。长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爷爷哭。”
在我讲这个故事时,黄克诚一直安安静静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向我伸出手,我不解其意,把手递了过去。他握住我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我只觉得他的手比平时用力得多……
摘自《一名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丁继东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