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葬在 寻找戴季陶之墓
1949年底,成都解放了。不久,戴季陶的墓连同其母亲,和戴季陶一同下葬的夫人及戴的二嫂、侄子一共五具棺木,被迁移到罗家碾埋在河边的竹林中。当时我母亲每天都要悄悄去看,但不敢声张。直到棺木埋在了罗家碾,我母亲才在一个天将黑的傍晚,来到戴季陶的坟前,检了几个大石头埋在坟前,作为标记。
每年清明节,母亲总要和父亲,悄悄来看一眼,但当时不敢敬香和停留,只能在心里默默悼念。以后,世事沧桑,我父母心里一直想等待时机将戴墓休整一下,但时机还不成熟。
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建设开始了,过去枣子巷戴家花园的原址要扩建大学,在挖地基搞基建时,发现了戴母黄太夫人的墓碑,我们闻讯前去打扫出来,并拓片保留。这石碑做得很有特色很是精美,上方是雕刻有多朵云彩,墓碑高有两米,厚一尺。
我们想,或许有文物价值,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文馆所,文馆所的同志来看后认为无法运走,估计有一吨重,要大吊车来吊才行,也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放弃,最后埋在了新建楼房的屋基下。
那时,罗家碾一带变化也很大,母亲只是一段时间没有去看,那里的旧房子就没了,地开出来种了菜,竹林挖掉了,原来的地也平了。找以前的石头标记也没有了,母亲回家来给我们讲起自是担忧,那五棺坟在哪儿去了呢,她仍然常常去那里暗访。
时间到了1990年2月,一天,家里来了两位上海公安局的人,向我们了解戴季陶墓地的情况。母亲开始不敢说,公安局的人告诉了我们找墓的起因:原来,不久前,蒋纬国先生托他曾经就读黄埔军校时最好的同学、现是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的李赣驹先生帮助,寻找葬在成都枣子巷戴家花园的戴季陶之墓。
并附书信一封,信中讲到:如是墓地已被占用,他愿出巨资购下,重新修建。李赣驹会长请求上海市公安局配合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派人到成都后方知墓地早已搬迁,现在根本不知去向。他们通过四川省民革打听到我们家属的下落,来向我们了解情况。当即我母亲告诉了他们现在墓地的情况,说如果不向到当地人打听的话,难以找到。
不久,我家又来了一位四川公安厅的同志,说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回去汇报了情况,经上级有关部门研究,要四川公安厅协助,鉴于情况特殊,在小范围内可以找当地住户了解情况。
从1990年2月17日开始,到3月5日,将近20天时间,我们成都的亲属和上海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民革的同志一道,多次到罗家碾走访当地年长的社员,请他们回忆1952年有五棺木拉到这里安葬的情景。
经过多次寻访,一位70岁的鲍大爷,他回忆说是有五具棺木从枣子巷迁到罗家碾腊家巷的,听说是“考试院”戴院长的。一位45岁的社员王西正回忆说,记得在七十年代时,队里改田平地,队长喊他带领一些人开坟,开启之后,有两个棺木很好,就抬起来放在河边,一口棺木很大,是红漆棺盖,棺围是黑颜色,里面是一男尸,身穿黑绸衣服,其余三口棺材已朽,不能挖出,便就地将土扒下埋好。
那两棺就抬到河边,埋了。3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高科长和赵同志、四川省公安厅李平彦同志,一同到罗家碾找到知情人员了解情况并录音录象,3月2日,又来到我们住地四道街34号和戴季陶曾住过的四道街40号、41号,和吉祥街新一号录了象。
3月3日,上海公安局、四川公安厅、统战部、民革经研究,决定立即拾遗骨,因为情况紧急,再过一周,要填河重新开渠,河滩要修马路,队长告知第二天推土机就要进场平地。当晚,公安厅同志来到罗家碾组织民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