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怎么读 任继愈:“读书种子”是怎样开花的

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西南联大校友会名誉会长任继愈接受专访

近日,记者在国家图书馆一间朴素的办公室见到了年过九旬的任继愈先生,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尽管已经时隔70年,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岁月,任老仍谈兴甚浓。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惟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

任继愈介绍,自己1934年考入北大后,1937年转入西南联大学习并于1938年毕业,又于1939年考回联大的研究生,两年之后毕业留校任教,“从我入学到离开北大,经历了整整30年”。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任继愈总结出了几点难忘之处。

校园学术民主氛围浓厚

任老告诉记者,联大的好处首先是,三个学校凑在一起,学生和教师之间都可以互相观摩,很受启发。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学术民主,拿选修课来说,考试的内容经常与老师课上讲的不一样,但学生只要能言之成理,也能给高分。

我记得一位同学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的吴宏聪,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但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他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老师得知后说,学生的观点不必要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他这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联大的另一特别之处,就是老师讲课都不用统一教材,而是按自己的研究长处来讲。当时学校有一个风气,就是教师照本宣科会觉得不光彩,因此,老师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要求讲课年年有更新。我记得闻一多讲唐诗和《楚辞》讲得好,每年这门课都很多人修,还有其他先生讲这门课,学校就让几位先生每个学期轮换开课,这样可以接受到不同的观点,对学生很有启发。

教师们从三个学校汇聚到一起,也都一心一意做学问,并且互相比着,很有朝气,从而互相促进,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许多文科老师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时隔70多年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战火之中仍坚持学习

“此外,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心很齐,大家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爱国主义。”任继愈说,当时上课时间很不稳定,飞机天天在学校上空盘旋。尽管每天都要躲轰炸,并且物价飞涨,但学生的心气不减,都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生活。

那时抗战是大家一致的理念。任继愈介绍,当时西南联大的本科宿舍是一座三层建筑,屋顶还是稻草的,每间宿舍要住40名学生;由于物资紧缺,学生每顿饭都是半饥半饱,我记得吃的稻米都是仓中的陈米,有的甚至还出自道光年间,淘米的时候水都是绿色的。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生们却并不在意,要是怕人多相互干扰,也就是在床之间挂块单子挡一挡。人多往往便于讨论问题,有时几个学生在宿舍中争论问题到很晚,常常到第二天起来再继续,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是在这种环境中成才的。由于战争阻隔,不少学生都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学校便出台了“代金制”,负担贫困学生的吃饭费用,于是像李政道这样一批优秀的学生才得以顺利学习。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岁月,让任继愈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坚持到底。他回忆道,学校里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民主和互相尊重的氛围。老师和学生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们注意到老师屋里的灯每天晚上十二点前就没熄过,于是学生也不敢早睡,一直苦读到深夜。一次朱光亚老师的夫人夜里生了急病,学生立刻赶来背师母去医院看病,可见师生情深。

任继愈当时就读的哲学系,一个年级仅十几人,与有一两百位学生的经济系相比显得有些冷清,“但学校不在学生多少,即使一个班就两个学生也会照常开课。学校是日军飞机经常光顾的对象,每当警报一响,学生们就往山上跑,大约从九点躲到两三点再回学校,学校也尽量躲过轰炸时间安排课程。

由于联大的学生来自三所学校,必修课经常在一起上,因此学生之间的交流很多,各学院之间也不是相互隔绝。拿研究生来说,导师设置往往是一正一副,如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么副导师就是研究外国哲学史的,这样学生的研究面更宽,也更注重不同领域的对比和交流,这样的学生在出国之后仍然表现得很优秀。

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联大的另一特点就是对基础课十分重视,初等的物理、化学课往往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所以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入门也正。学校十分重视一些基本训练,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不分文理科都要学。而大一国文课都是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大师来教,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当时闻一多讲诗经,是结合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来讲,这样就把课讲活了。所以尽管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很艰苦,但师生都能够善于利用机会,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校还有规定,凡英文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所以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个个英文都是过硬的。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踊跃报名,被选中之后,培训一个月即可上岗,可见英语底子过硬。除了对国文和英语的重视外,学校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一门课,此外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让任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社团活动十分丰富。他介绍,学校里的社团很多,有诗社、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等。每天晚上几乎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除了教授做学术报告外,还组织讲文学、讲政治等。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只要经过昆明,经常被邀请来此讲学。

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苏联之行,“他提到,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艺术题材也多以革命为主,连教堂的壁画都被钉上了,画家的自由创作很不受重视。在当地一场抗战画展上,徐悲鸿作了一幅名为《绿色的跳舞》的画,画面上是一座房前,一棵大树的叶子在随风飞动。

当即有参观者提出疑问,这幅画里怎么没敌人?讲解员机智地解释道,敌人在房子后面躲着呢。”听到这里学生都哈哈大笑。

杜聿明将军也到西南联大讲述他参加缅甸战争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这里介绍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情形,让学生们了解到英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同样艰苦,但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一座百货大楼遭到轰炸,被炸出一个大洞,第二天仍挂出‘openasusual’的牌子,敌人又炸出一个更大的洞,百货大楼就挂出‘moreopenasusual’。

”讲到这里,任老脸上禁不住笑了起来。“这些人士的见闻,让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他们的乐观精神同时也感染了正在经历战火的学生们,使他们不被困难吓倒,一直保持着蓬勃向上的氛围。”

联大期间树立人生志向

1937年,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没走过长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

任继愈回忆道,湘西的风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

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

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正是在西南联大期间,看到农民的贫困,为老百姓的抗战精神所打动,任继愈开始注意中华民族文化根源的问题。

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民族精神并不只是书上写的。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作者:记者 汪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