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都昰谁 80年前"七君子事件"在苏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一步步趋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发起成立,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而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全救会"的爱国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即于一天深夜,上海警方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指令,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在上海租界秘密非法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领袖,于12月4日移解到苏州,关押在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其中由于史良是女性,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由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为"爱国无罪"而斗争
1937年6月11日下午一点,国民党政府对"救国会"案,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地点在苏州高院刑事第一法庭。审判长方闻,检察官翁赞年。临审前,法庭突然布告:禁止旁听。早就候在门外的家属、记者以及持有旁听证的各方人士,闻询之下,异常愤激。
沈钧儒等被告一致表示,如果不许旁听,他们将拒绝发言。他们的律师们也向法庭表示:如果取消旁听,他们将拒绝出庭。于是由苏州名士张一麐出面,找高院院长朱树声交涉。最后法院应允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进入旁听。
提审被告时,从吴县横街的高等法院看守所到道前街高院门前,沿途军警、宪兵分布两侧,如临大敌。开庭时,提全被告,以次成列,沈钧儒在最前,与李公朴二人穿的是长衫,史良穿的是旗袍,其余穿的是西装。而"七君子"之外同时到庭受审的还有罗青(江苏扬州人,北伐期间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在南京组织五月文艺社,后因筹组江苏各界救国会,并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奎光的介绍,于1936年10月在上海访晤"救国会"领袖章乃器后,拟去苏北联络同志,10月21日夜宿江阴饭店当晚被军警搜捕,抄出随身携带的文件、印刷品,如《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毛泽东致沈钧儒等公开信等而逮捕。
晚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任崇高(1881-1974,四川泸县人,爱国民主人士)、顾留馨(1908-1990,上海市人,1934年加入共青团,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三人。旁听席坐着四五十名家属、记者,也有一些军警。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全文冗长庞杂,所举"罪证"更是漏洞百出。宣读完毕,各被告退后,单提沈钧儒审问,问毕再依次传讯第二、第三被告(章乃器、王造时……)。面对中国法学界、新闻界、著作界的佼佼君子,在真理、正义和事实面前,审判长、检察官的发问多次受到反诘,无以回对。
如审判开庭。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答道:"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闻后无以置对,只能接着再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更巧妙地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那个审判长居心要把被告的答话引到与共产党同调的框框里,不顾发问连连受挫,又追上一句:"那么,你是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沈老回答得更是大义凛然:"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说不抗日;共产党说要统一,我们就须要说不统一,这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的。
"庭审期间被告除了喝杯水,经一个多小时的审问,沈老从容论证,不示一点倦意。
在审讯章乃器时,多次提到罗青。审判长问:你为什么接见罗青?本来认识吗?"章"十分干脆地说:只要时间许可,对吗,每一个"为救亡运动而来看我的青年,我都愿意接见。本来不认识他。"又问:你和他说了些什"么?"答道:关于抗日救国的问题。
"检察官见"章乃器如此干净利索的回答,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口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当法庭审讯第八被告罗青时,罗青在回答自己与"救国会"的往来时,也声言"江苏各界救国会"是自己着意筹设,并非章乃器叫组织。当谈到与章乃器的接触,他隐瞒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奎光的介绍,说是纯属理论与政策方面的讨论。
更不曾参加他们的既成组织(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法庭遇到罗青的从容不迫和滴水不漏的谈锋,也已无计可施了,也就草草收场了。这就使得本案从事实和法理的两方面,否定了国民党当局本想以逮捕罗青从而牵连"七君子"的一切借口。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言,在法庭上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辞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动,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国民党的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
同时,为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位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又共同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要求与"七君子"一道坐牢。
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就此这场震惊中外的为"爱国无罪"而斗争的"七君子事件"终于结束。
吴县律师公会同仁
的辩护义举
上述这场发生在去今整整八十年的为"爱国无罪"而斗争的胜利,它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其中如在这次"救国会"案中,为"爱国无罪"担任辩护律师的就多达二十余人,其中有如张志让、江庸、刘崇佑、俞承修、江一平、汪葆楫等多是当时在北京、上海久负盛名的法学家、大律师。
而在苏州参与辩护的著名律师有陆鸿仪、吴曾善、刘祖望、庄骧、谢居三、朱公亮等。当时北京、天津、香港等地的律师团体都分别发来声援电报,并表示要组织辩护团来苏州监审,可见当时律师界的爱国激情。也正如史良女士仗义所言的"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就在1937年6月11日对"救国会"案,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之前后,参与该案辩护律师就有过几次集合。如第一次由沈钧儒先生的学生作东假座金太师巷某大宅(即今金太师巷东首的"吴云故居")宴请参与该案辩护的苏州律师。
第一次正式开庭前一天(6月10日)由苏州名士张一麐兄弟在长春巷家中花厅宴请与案律师,宴前还一起摄影留念。另一次是由吴县律师公会会长吴曾善律师以吴县(苏州)律师公会名义,在镇抚司前家中宴请与案律师,并合影留念。
几次集合,其实是为开庭前的对策研究。如当时筹划的对策主要有三方面:一、加强与报界的联系,扩大舆论的作用;二、要求调查事实,传讯证人、延宕审判过程,以应对当局以"延长侦查时间,缩短审讯过程"的阴谋;三、紧急递呈申请回避状。
其目的是让法院当突然收到回避状后,措手不及,只得暂停诉讼程序。如原定6月12日下午继续开庭的时间,就推迟到6月25日下午,并更换了主审和承办推事,也使得上述"延宕审判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案庭审中,苏州律师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苏州参与辩护的著名律师有陆鸿仪、吴曾善、刘祖望、庄骧、谢居三、朱公亮等,其中著名律师陆鸿仪(1880-1952,字棣威,苏州人。清光绪进士。1907年选送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
1911年夏,学成归国。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北京政府司法部佥事。大理院推事、庭长,修订法律馆总纂、副总裁。后在上海、苏州设立律师事务所,为"七君子"案中章乃器的辩护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兼民事审判庭庭长)、吴曾善(1890-1966,名慈堪,号小钝,苏州人。
毕业于上海神州法政学堂。曾任首都地方法院院长,南京、安徽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后在苏沪两地执行律师事务,曾任苏州律师公会会长,为"七君子"案中章乃器的辩护人之一。
苏州沦陷后迁沪,敌伪诱以司法行政部次长的高位,他坚拒不就。他工书法,遂以卖字维持生计。抗战胜利后曾任昆山地方法院院长、资源委员会下属公司秘书。
解放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苏州虎丘"古吴揽胜"和"别有洞天"石牌坊题字,以及"肖特义士殉难纪念碑"书丹,均出自其手笔)便都担任了第二被告章乃器的辩护律师,而律师谢居三、朱公亮则担任了第八被告罗青的辩护律师。他们当时不顾及可能招致的政治风险,敢于参与到为"爱国无罪"而斗争的最前沿,他们的这种爱国义举,委实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