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女杨月花 曝光流落民间的毛泽东长女“红色公主”如今生活
众所周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为民主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和挫折。因此,他在家庭上的时间付出就少一点。毛主席曾说,自己最对不住的就是“大女儿。”除了出生见了一面,此后再也没有相见,甚至没有相认,着实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主席与大女儿一生都未再相见呢?这个事情说来话长。1929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闽西战斗,在征战途中,与贺子珍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即取名“毛金花”,意思是健康平安的长大。但是由于军队一直在打仗,给不了孩子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孩子就被送给当地的农民抚养。
1932年,贺子珍派毛泽民前往闽西,找到当时收养的补鞋匠翁清河,谁知得到的消息却是孩子已死的消息。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沉默了许久,脸上表情凝重,一句话没说。但是贺子珍却一直不相信孩子已去,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就开始托人寻找,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
1951年,毛主席在与福建官员谈话时,表示希望当地官员能帮忙寻找一下当年失散的女儿,后来在邓子恢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终于有了结果。原来,当时毛金花并没有死。当年,翁清河害怕国民党报复,在毛金花熟睡之际,趁着夜色将她置于赞风店门口。
很快,她就被附近的经营副食品店的林老板发现了,林老板拿出20块大洋让一个叫翁姑的人收养她。但是她命途多舛,一年后,翁姑无力抚养,又把毛金花送给山东张先志了。三年后,张先志又把毛金花送给开煤窑的邱应松,邱氏夫妇非常喜爱这个女儿,后来给她改名“杨月花”。
此后,杨月花的生活总算是走上了正轨,慢慢长大结婚生子,加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1973年初,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准备安排妹妹贺子珍与杨月花见面,但是由于贺子珍病情加重,未能成行。1974年,杨月花到北京,当时毛主席准备跟他见一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成功。
由于毛主席与杨月花并未相认,因此很多见面都受到很大的阻力。1976年,毛主席逝世,至此天人永隔,再也不能相见了。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杨月花肝肠寸断,但是他无可奈何,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了。
如今,“杨月花”已经有88岁了,早已经退休了,正在安享晚年。据当地居委会介绍,杨月花退休以后,仍然帮助街道工作。有一年发洪灾,她还发动群众一起救灾,为此还被肋骨摔断了。说到这,“杨月花”确实不愧为毛主席的女儿,她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最不平凡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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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送出后,她的死活便成了一个谜。为了确认这个“红色公主”的死活,从中央到福建地方,有关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努力。
寻找“红色公主”的经历颇具传奇性,其最终的结果也多少让人感慨不已。
孩子生在东征途中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托人调查女儿下落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1953年,毛泽东又特别郑重地向回乡省亲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交办一件事:“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3年初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任弼时堂妹)帮助弄清有关情况。于是,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月花是昔日金花吗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
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见事情已粗粗理出个头绪,和气地对翁、邱两家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请你们两家吃个饭,大家当面把情况再作些补充。”
抚养人缘何出尔反尔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翁清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说:一怕解放不久,天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就是怕“变天”,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知道这事定生命难保;二怕照实说孩子没死,政府来要人,却又交不出人来,还背上个不仁不义扔弃主席女儿的罪名,所以他就干脆说是“死了”,这样就无处可问了。这次政府来调查,他还对我们说:“过去我说已死了,现在却说真情,怕就怕说我们欺骗政府,也同样交不出人来,干脆说‘死了’省事。”
苏仁鸿还说:“还有一点,他就是想捞上一些好处。”他举例说:1964年,翁清河在酒席上确认杨月花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后,背地里到杨月花家找她要钱,说我已把这事向政府讲清楚了,你有工作,有钱,今后又要去北京,日子好过,给点钱我喝酒。
当时,杨月花已有6个小孩,还有个养母邱兰仔,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靠远在上海的小姑帮助,哪来的钱给他。翁清河拿不到钱,心里就愤愤:“我要推翻结论,以后专案组来,我就说毛金花死了!”
第二天,翁清河改口说女孩子死掉了。魏金水很生气,要苏仁鸿出面做工作,而翁清河却对女婿说:“杨月花忘恩负义,我有什么好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仁鸿当时还劝他:“人家都认了,你还不成人之美?”翁这般回答:“我不承认她,谁也没办法。”由于翁清河的不合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贺敏学认下外甥女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远在北京的邓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见来京串联的龙岩造反派头头时,明确说:“杨月花的出生年月对头,且血型与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诉杨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妈妈贺子珍。”邓子恢此时已靠边站,这位造反派头头回到龙岩传达后,很快就被错划为“坏分子”押送审查。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
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
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
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万家灯火时分,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忍不住老泪纵横,语声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双方交往频繁。
母女最终没有相见
1997年,前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夫人陈兰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导致毛泽东不认女儿的关键是“翁清河骗了邓老,而邓老误骗了毛主席”,但江青的存在或许是后来认亲搁浅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1977年,贺敏学得到全面解放。贺子珍兴冲冲地又去了一次福建,看望兄长,特别要看看被哥哥认下的“女儿”。可这次仍遭到阻拦。1984年4月,贺子珍离开人世,此事无言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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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做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
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
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花。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以下参见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
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将如何将贺子珍接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
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