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与葛剑雄的矛盾 朱维铮: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

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朱先生总是说等他有空的时候,但他却一直有忙不完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事务。即使在2010年7月患病住院后,他的病榻旁仍堆着研究生的论文和各种书籍,使我不忍开口再提此事。

但2011年4月2日上午,在出院住家的治疗间歇,朱先生给我来电,让我到他府上做口述采访。那天下午,他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谈了他"文革"期间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经历。

我在研究生邓爽的帮助下将口述整理成稿,交给了朱先生,得到了他的认可。2012年2月下旬,朱先生的学生们着手安排他就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做一系列口述,而"文革"的那一段由我来负责,朱先生也同意了。不幸的是,此计划刚要启动,他的病情就恶化了,不久于3月10日去世了。现发表这篇口述稿,作为对朱维铮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整理者谨记)

奉调《文汇报》“北办”

大约在1967年3月,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不久,有一天徐景贤找我去。他说,现在北京的大联合搞不成,主要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互相之间的矛盾十分厉害,毛主席说这五大领袖都不听话,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文汇情况》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办的一个内参,印发范围很小,是毛泽东了解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他了解很多情况,于是毛就指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

毛泽东是给张春桥讲这个话的,张春桥就找了《文汇报》的艾玲。艾玲当时刚刚被"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海瑞罢官》时有功劳,担任了《文汇报》的革委会主任,但当时《文汇报》的造反派不愿她待在上海,所以张春桥叫她恢复北办,她也就回北办去了。

但她找张春桥提了一点,北办剩下的记者,加上她一共只有五个,都是老记者,其中一个还是右派。

这些记者只有和北京文艺界、知识界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和红卫兵打交道的经验。现在要恢复北办,重点在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这些记者搞不下来,有困难。艾玲要求上海派一些对红卫兵熟悉的人去北办。

于是张春桥就指示徐景贤,叫他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特别是原来的写作班里面找人到北办去,这人要能够和红卫兵打交道,并且有比较强的能力。徐景贤告诉我说,他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当时写作班的几个头(历史组的吴瑞武和文学组的王绍玺)商量,他们认为符合条件的,就是朱维铮了。

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他管的事情多,因此组里的事情实际上是我在管。徐景贤要派我去北办,就来问我的意见。我感到有点问题,但既然是组织上叫我去,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记者。

考虑过后,我就先和家里商量,最主要是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两个孩子都很小,我的前妻说她可以管他们,于是我就表示同意去。但是我想到这个任务非常复杂,尤其当时的五大领袖在全国到处闹,聂元梓跑到上海来,从打倒常溪萍到揪斗曹荻秋,再到揪陈丕显,主要是她和"新北大"公社在闹,此外还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到上海来闹。

所以我就对徐景贤说,我可以去了解这些红卫兵,但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第一,我活动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对这些我很关心。过了两天,徐景贤来告诉我,到北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京高校,特别是北京高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对另外一派也可以了解。

我又提出来,我是着重了解他们的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徐景贤就说,要了解光明面派你去干什么。他还说,是毛主席向张春桥提出要恢复北办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到北京去与中央文革的联系就通过艾玲。张春桥已经让艾玲准备恢复《文汇情况》,这对毛泽东了解北京红卫兵来说显然是需要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还是运用批判《海瑞罢官》时的办法,他自己搞一套班子去了解情况,这个班子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最近《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与〈文汇报〉》,里面最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文汇情况》。

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起去的还有文学组的刘景清,另一个是倪志良,一共是三个人。我对外的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并且是艾玲的副手,当然不叫副主任或者什么的,对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北办小组组长。徐景贤还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人把中央有关文革的新精神传回上海。

这样我就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做北办的记者,去了解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的情况,向中央文革直接汇报;第二个任务就是我必须在北京了解中央是怎么指导文革的,特别是有什么新的精神,及时通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当时觉得这是件难办的事。我作了些准备后,大概是在4月下旬到北京的,因为我记得五一这一天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时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艾玲之外还有四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是右派,叫刘群,数这个右派最能干,但他是不能出去的,主要是管北办内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吴尔祥,很能干,是艾玲最相信的一个,"文革"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还有一个叫李根蒂,是延安陕北公学出来的。再一个是女记者,叫吴闻,五十岁左右吧。北办有一辆极小的甲壳虫式的、两个座位的小汽车,这样就有一个专职的司机。还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也是这个司机开,他实际上就是通讯员,专门负责送材料到中央文革,然后从中央文革拿材料回来。

此外有一个做饭的老头,年岁很大了。我去时的北办就是这么一些人。北办所在地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场所,后院是几个记者包括家属住的地方,我们去后也都住在那里。艾玲的丈夫是总参的,所以她不住那里,每天都由那个通讯员兼司机接送她。开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潦草得不得了,看不清楚,后来就又从上海派了一个打字员来。

编内参《文汇情况》

我去时北办其实没做什么事,因为艾玲他们不熟悉不了解上海的造反派,也不熟悉不了解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等我们去了以后,我熟悉了情况后就跟艾玲商量。艾玲说,张春桥讲因为毛主席说北京的造反派有许多事不跟他讲,所以毛主席要了解他们的情况,张春桥要她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像过去批判《海瑞罢官》时搞的《文汇情况》一样。

因为《文汇报》曾经被毛泽东批评为"右派报纸",那时《文汇报》记者出去了解情况,别人认为这张报纸是右的,不太提防,所以很多人对批判《海瑞罢官》有意见、有质疑或者是有批判,都直截了当地讲,这些讲话通通汇集在《文汇情况》上,对毛泽东的决策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赞赏。

但这个情况当时在北京极少有人知道,是高度机密。

那时我在写作班里,经常看《文汇情况》,有时一天好几期。可以说《文汇报》后来成为造反报就是从《文汇情况》开始的。所以我跟艾玲讲,《文汇报》是全国第一张造反派夺权的报纸,打着这个旗号出去造反派比较容易接受,而艾玲又是《文汇报》革委会主任。

我们就商定,毛泽东既然通过张春桥讲要了解五大领袖的情况,我们的重点就划在五大领袖所在的学校,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北京的高校分成天派和地派,北大、北航是天派,地质学院等是地派,我去的时候,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

所谓五大领袖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

我们实际工作时重点只是四大领袖,北师大我们很少去。因为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谭厚兰与关峰的助手林杰有特殊关系,所以她背景特殊,我们觉得还是避开她比较好,只做些一般性的了解,所以北师大我们是很少去的。

直到王关戚垮台以后,我们才去北师大了解情况,但是北师大后来涣散的不得了。这时北办连我去了三个,一共八个人,但能外出的是七个人,我们商量的分工是,除了我和艾玲以外其余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学校。我和艾玲两个人不具体负责哪一个学校,负责每天情况汇总。艾玲因为在文革初期被斗得很厉害,所以不太愿意出去,坐在北办里的时间比较多。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往哪里跑。

当时北京热闹得不得了,一会这个事情一会那个事情,互相之间斗的情况多得很。北办恢复时,艾玲跟张春桥说,我们不了解中央精神,怎么开展工作?张春桥就同意由中央文革出面,凡中央文革或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红卫兵问题和解决各省革委会成立问题的会议,都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参加。

这个待遇相当于中央文革自己的记者站。当时这样的会新华社派记者,《人民日报》也派记者,但中央文革了解情况主要通过它自己的记者站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我们要了解中央精神,主要是因为上海方面想了解。当时各省为筹建革委会吵得不可开交,中央文革就将这些省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个一个叫到北京,常常是周总理半夜接见他们,两派或三派的头目。接见的时候也叫我们去。还有就是中央文革接见红卫兵时也叫我们去。这样的场合都是上海来的三个人轮流去,特别是接见红卫兵,尤其是接见北京红卫兵时,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想知道中央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北办重新开始编的《文汇情况》,送中央文革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文革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再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革的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时送徐景贤指定的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

以后由于情况越来越紧,上海就只送两份,一份送《文汇报》革委会,只有周国荣、邵传烈、朱锡琪能看,一份给市革会的就只送徐景贤了。

后来王承龙大闹,文汇内参不送他也是一个原因。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张春桥指示刊头上不要写"文汇情况",也就是说成了白头内参,什么标记都没有,就是日期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这几个字。这之后,北京方面就只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

于是艾玲就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的。后来五大领袖搞武斗,毛找五大领袖训他们,其实毛掌握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北办"的内参。白头内参虽然越出越少,但到我离开北办时还在出。

中央文革跟北办关系密切的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不大过问的。到后来不断出现江青的指示,指示主要是要去找谁,《文汇情况》送给谁也是江青定的。中央文革里面开始比较关心北办的是关峰,关峰曾经找艾玲去他那里长谈过两三次,谈了不少关于对文革的想法,艾玲有没有报告我不知道,反正《文汇情况》上面是不敢讲的。

艾玲给我说过,关峰讲在中央文革每天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犯错误,他跟艾玲讲"你我都应该夹紧尾巴做人"。后来我给徐景贤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告诉徐,关峰给艾玲讲"我们要夹紧尾巴做人"。徐景贤也给我讲要夹紧尾巴做人。

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们在北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有接见,主要是接见各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其他省份都成立不了,斗得一塌糊涂。中央就一批一批地把各省的两派叫到北京去,直接解决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出来协调两派。

这样的接见有时候一个晚上有两场甚至三场。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中央文革也经常会找他们去,他们斗得厉害的时候,忽如其来的会通知去把这些造反派头目叫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时我们北办参加的接见主要是这两种,即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时的接见和召见北京高校的两派。有时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武汉七二○事件",中央的人全体出来接见,那是比较隆重的。当时这样的活动北办都有权参加,《光明日报》都不能够参加,《解放日报》更不能参加了,各个省的报纸只有《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能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