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妻子林颖彤 钱其琛与末代港督彭定康交手并放出重话

面对终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钱其琛之后在书中写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钱其琛担任外长期间,不仅参与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关键历程,更通过高超娴熟的外交谈判手腕,在中英双方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交锋中,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原则。据理力争又临危不乱,这是钱其琛在中英较量中给后人留下的印象。

在钱其琛所著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他曾满怀深情地记述道:“香港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

钱其琛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阶段中,前后与五任英国外相打过交道。不过无论面对哪位谈判对手,他总能维护好中方的原则。1988年他开始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磋商,当时中英的“蜜月期”尚未结束,孰料次年中英关系风云突变,时任英国外相的杰弗里单方面推迟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又给时任中国副总理吴学谦写信,妄言香港信心严重受挫,并企图对此前双方的磋商共识“翻案”,公然质疑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问题,甚至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时间。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交风云变化,钱其琛没有客气,直接批驳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此后约翰·梅杰接替杰弗里担任外相,又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钱其琛再一次亮明底线,“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从1989年底到1995年中, 钱其琛与时任英国外相赫德展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交锋。这一时期,中英围绕香港政制问题的争执也最为激烈。“我们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执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钱其琛如是说。

本来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照行政主导和香港民主制发展循序渐进两条原则拟定。但1989年后英方改变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企图搞“代议政制改革”,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在有关立法局直选议员比例的交锋中,钱其琛前后与赫德在一个月内交换过七封密信,这也是中英达成的唯一书面协议。不过,令钱其琛所没有想到是,这些后来被双方公开的外交文件竟被英方所毁弃。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后,抛出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进而演变成中英之间公开而严重的较量。在与彭定康的直接交锋中,钱其琛绝不妥协,指出彭定康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据他回忆,“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

自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钱其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而从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屡屡揭穿英方破坏香港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企图,1996年3月,为了顺利回归,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回顾往事, 钱其琛给出了冷静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钱其琛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面对终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钱其琛之后在书中写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