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华和郭德纲的辈分 以常宝华的能力 他的代表作确实少了点

士兵是最懂集体主义的人,士兵笑的时候,规格都是统一的。“笑点”这个词招我讨厌,可我不能否认战士们的笑点真的很低,给他们表演相声,会比较容易。我听《杂谈诸葛亮》,这是段八十年代——也许是七十年代末?——的老相声,台下坐着的就是战士,台上的“二常”既在表演,又在指挥,战士们的笑声和适时的掌声,像一个个应声而起、接受检阅的方阵。

这是听了很多遍后的体会,也是常宝华和常贵田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相声是“量身打造”、“精准投放”的,是励志的。尤其是常贵田,他非常高调,在台上,他几乎没有跟常宝华拉家常的时候,他说话常常用诗朗诵的语气,鼓励台下的观众积极进取。

《杂谈诸葛亮》里说诸葛亮早年的勤学:“诸葛亮十七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卧龙岗,住的是茅庐草舍,每天耕于南阳,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不虚度年华……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他学政治,学军事,学数学,学物理,学夷文,学法语……”说他每天晚上,用悬梁刺股的方式学习,说他娶黄阿丑为妻,是重才而轻貌,日后也只生了诸葛瞻一个孩子,以免分散精力。

到了结尾,常贵田则不忘升华主题:“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一定能够成材,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还有《说海》,以及《火中情》,“二常”的相声里都有朗诵的味道。不过,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接受这样的熏陶多少是有好处的,听着听着,胸就挺了,腰杆都直了起来,从内而外,连造血干细胞都加大了马力。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常亮正在说相声

《杂谈诸葛亮》甚至对我应付作文都有帮助。那时写作文都兴唱高调,举一些先进分子典型,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别人拿出来说的都是劳模,像什么包起帆、徐虎,或者科学家如袁隆平,我则用上《杂谈诸葛亮》里说的两个人:常贵田讲,上海有个青年,奚柳方(音),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选到师范学院工作,又讲安徽有个青年茅万云(音),“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被提拔为技术员。

我把这俩人名加点油醋写好交上去,主题、立意都没毛病,老师虽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却也没有为此过问。

战士们热烈的反应,掩盖了这些正能量相声的“先天不足”。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是常家人的相声,内容再怎么贫乏,主题再怎么牵强,一般不会招人讨厌。常派有特殊的基因,特殊的土壤,从父亲常连安办启明茶社开始拉起的这一支父子兵,延续了一种担得起“美学”二字的、有韵味的风格,说句夸张的话,不好笑的包袱,也是可以当歌剧来听的。

常贵田有种让人时刻精神一振的高调,常宝华会摔,会刨,却不会过分。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从风格到价值感,都互相认同。在1984年演的《火中情》里,常贵田上来就宣称古代有“诗圣”屈原,“诗仙”李白,唯独没有“诗神”,“我立志填补这个空白”,“要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呼唤时代的风云……诗神,要有囊括四海的气概,包举宇宙的胸怀,这(胸怀)里边是计算机,原子弹,宇宙飞船,登月火箭!

”常宝华回答说:“我看你这里头呀,萝卜咸菜,馒头稀饭。”

这算是他摔侄子摔得最狠的一次了,但也摔出了一点少有的生活气息(这在部队相声这个“垂直领域”里实在是少见的),事实上《火中情》的主题仍然是那么的励志,那么的主旋律,讴歌了一次救火的壮举。更多的时候,常宝华是降低自己,用出于无知的打岔,来支持常贵田的高调,像在《说海》中,常贵田考问他“中国有几个海?”常宝华回答了北海、中南海、什刹海,以及袁世海,每说一个海,话音所透出的那种犹豫不决,那种摆明了胡说八道却依然“求别说破”的贼兮兮的心态,是他的绝活之一。

有时候需要忽略演员去听相声,有时候则要反过来,忽略相声,去听演员。常氏叔侄配得上后一种态度,那些吉光片羽,让语言成为高于生活的艺术,却又精准地锚住生活中的人的真相。以常宝华的能力,他的代表作确实少了点,不过,我觉得我懂他的价值。

为了让家族平稳过渡到1949年10月之后,常连安很明智地将他的“蘑菇”儿子们送进军队。不久以后,老大常宝堃死在了朝鲜战场,然后,老四常宝华在海政文工团,踏踏实实地给常宝堃之子常贵田捧哏。即便是在六十年代的录音,他们叔侄也听不出“老派”的味道,身在军队,他们的相声在一个垂直的领域里深耕,这个领域需要激励,需要示范性的昂扬,所以,只要明白台下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就能懂得它们的合理。

此外,像《帽子工厂》里过时的台词——“我们送她(江青)一顶帽子:资产阶级野心家!

”,还有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舞台腔,则可以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美学追求,一种因身在某一时代而不可能甩脱的气息。时代就是时代,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

他们当然也有很多演出,台下坐的不是军人。《法制漫谈》可能是全民普法时一台法制主题相声汇演的一部分,从脚本到演出,他们表现完美,以至于其中像“偷听敌台,中毒太深,老想上那边(国外)升官发财去”这样的台词,今天听起来也不是瑕疵,而是一种“信息增量”。

正相反,《绝处逢生》彻底失败,它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工作不好遭到女友的嫌弃,打算用假跳楼来要挟女友,结果被热心的众人救下,并当众悔改的故事。相声的后半段基本上是听不下去的,可它的原始脚本是个纯正的讽刺剧,是按主旋律的需要被点金成铁的。不论杰作还是败作,常氏叔侄的相声,都挂着明晃晃的“镣铐”。

可是常宝华闪光的时刻,“镣铐”是无法置喙的。在《福寿全》里,常贵田要常宝华为他的香港老爷的葬礼戴孝,常宝华一次次拒绝,又被一次次物质利益的许诺所打动。当听说自己需要打幡哭丧时,他愤而开骂,拂袖要走,然而,一听说老爷门下有美如天仙的丫环,“谁给打幡,让他随便挑一个”时,他赶忙又恢复了谄态,递眼色掸尘土地伺候起来。

在1990年的相声交流演播中,常氏叔侄的《名不符实》,说到在牙膏广告里放个穿比基尼的“大美人”,常宝华掩面表示不敢看,但是手指头开了道缝,在常贵田的追问下,他只好承认“这种镜头也比较少,怎么着我也得zei两眼”。

这都是他的“本色出演”,显露出一个人蜿曲的心术。他所表现的小人之态有着大师级的光彩,如果他在北京人艺,去《茶馆》里当个角色,那是绰绰有余。

常宝华、常远表演《和谐家园》

我觉得他是一本可以无限解读的书,而通过演出录音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这种感觉曾迫使我专门跑到十五干休所去访问他。在我面前,他说了很多关于《追溯》的事,他说自己如何把它改成舞台剧,在台湾表演,说如何在座椅靠背里放了观众反馈卡,在演出之后收集研究。而关于《绝处逢生》,他就只字不提了。

留得下来的都是应该留下来的。当年,常宝华写《帽子工厂》时,还一起写了《四人帮办报》、《狗头军师张》等,但它们早就被遗忘了,也不值得遗憾。人不能超越时代,在军队的文工团里,常氏叔侄拿出了上边要求他们拿出的那一部分才华,其他那些是否还有机会施展,真的要靠机运。

是机运让他在花甲之年表演了《追溯》,所以命运很公平。我乐于把常先生的魅力和他长寿的诀窍,跟他的认命感、边界感联系在一起,他有艺术家的气场,却不曾要求过自己配不上的东西。

在《杂谈诸葛亮》里,常贵田说起了青年人如何成才,常宝华接话说,他认为,要想成为有用的人才,最关键的是运气:“有这么一句俗话,叫‘驴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兔子要是走时运,猎枪它都瞄不着’。”我没在别人那里听过这句俗话,可是常先生说出来却显得很有理,“夫子自道”似的那么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