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李俊杰教授讲“科学发展观

50%。十五期间,上海市工业技术对外依靠程度由65%上升为75%。 不可理解的是:中国副部级以上干部规定乘坐的公车为“奥迪”,这在美国、德国、法国、印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用车严格限定为本国生产车。

科技本国创新与依靠国外引进比例: 中国0.08:1;日本5:1;韩国8:1。 接受高等教育比例: 1996年韩国为37%;2005年中国为5%。在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

20年,中国学校学杂费上升了50倍。一个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杂费为2.8万元,相当西部农民35-40年的全部收入(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年均收入625元)。 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几乎只能投向占高校总数3%的重点高校、占中学总数2%的重点中学。

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助长了“择校”风盛行。择校成为权力、金钱争夺教育资源的竞争方式,无权、无钱,很难进重点学校,教育不公平愈演愈烈。 教育本来应该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平台,然而在中国却成为贫富分化的驱动力。

发达国家依靠政府财政向教育的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7%。而中国2004年仅达到2.7%。奇怪的是,政府早在2000年就承诺教育投入要逐步提高到4%,7年过去,仍在2%徘徊不前,这是为什么? 到台湾一看,高等教育几乎是普及教育。

细问台湾教育界同行,是在蒋经国执政后期,提出“归宪”,即一切按宪法执行,才使台湾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个宪法就是1946年蒋介石制定的那部宪法,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伪宪法”的那部宪法,也就是现在陈水扁要修改的那部宪法。

宪法怎么规定的呢?我找到了那部伪宪法,那里规定,对教育的投入要占中央财政的16%;地方财政的25%;县乡财政的35%。

前年,台湾一位女作家(按:指龙应台),为我们查禁《冰点》副刊一事,写信给胡锦涛。她是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她就提出大陆贫富差距这样大,不解决这个问题统一是很困难的。 资源问题。

2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了10倍,但能源矿产品却增加了43倍。如果以每增长1美元GDP付出的能源消耗比较,我国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 中国经济两大特点:一是对外依附型;二是资源浪费型。

分配不公的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讲,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大概要在本世纪末(指2000年),全国多数人实现小康水平之后。邓小平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我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贫富差别越拉越大,政府似乎无能而力。

两极分化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已经持续了20年。 联合国有一个计算方法,将占总人口20%的富人与20%的穷人消费性支出作一个比较,计算的结果:中国为10.

7:1;美国为8.4:1;法国为5.6:1;日本为3.4:1。北欧国家这一比例之差距更小。 如果以这两个20%人群的收入来比较,则是基尼系数。0是绝对平均状况,0.4是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是社会动荡的临界点。

按2005年官方统计,中国为0.447;美国为0.408;日本为0.2。 第三次再分配,即税收。中国15万亿银行储蓄存款中,存款总额的80%是20%的富人所存;而80%中、低收入人群,储蓄存款只占总金额的20%。

另一方面,这占有银行储蓄80%的20%富人所缴纳的税金只占总税收的10%。所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中、低收入人群。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富人榜。 在400名富人榜中,有148人为房地产开发商。

但是在纳税百强中,却没有1个房地产开发商。 在美国,5%的富人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占总额的55%;5%的穷人缴纳税款只占总额的4%。 《政府工作报告》披露,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0.

94万亿,政府财政收入达6万亿。20年来,GDP增长25.8倍;工资增长19.9倍。然而,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却由17.1%下降为12.3%。 医疗问题。 20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医院数量却减少了1800多家。

医疗资源不仅不足,而且分布极不平衡,一个北京市拥有三级甲医院57家,而很多中等城市连三级乙医院都没有一家,县、乡两级医疗条件就更差了。 按1978年到2003年25年的统计:医疗及药品费用上涨了60倍;GDP增长31倍;工资增长22.

8倍。这个比例严重不协调。造成医疗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为:第一、政府责任。首先是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逐年递减,1990年对医疗投入占财政支出的9.

6%,而2000年则减为4%。据卫生界政协委员统计,80年代,政府对各医疗单位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30%,而2000年却降为8%。 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医疗卫生状况的评价。1975年,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国总体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21位。2001年国际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进行了排序,在191个国家中,中国排行144位。

而在“医疗公平性”的排行中,中国排到188位,为倒数第4名。 在发达国家中,医疗基本上是免费的,而且医疗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决不走西方的道路。

在政协五次会议上,引起很多委员的强烈不满,在大会发言中,有的委员抨击这一说法,不走西方的道路,怎么从21位退到了188位?发言得到热烈的掌声。 第二、医院责任。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大处方、高收费,在中国极为普遍。

在座各位老同志大多都是凭“蓝卡”看病的,可能不完全了解医院的情况。据统计,在农村80%以上的患者有病不治或放弃治疗,在城市也达到40-60%。原因只有一个: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

然而,医生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据北京市政协委员统计,北京医生的年均收入是全市各行业平均水平的11倍,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难想象的。(按:北京市统计局官方资料,2006年全市城镇单位职工年均工资为36097元。

) 第三、流通领域的腐败。2004年全年,美国政府批准的新药仅148种,而中国在这一年批准的新药竟达到16000余种,是美国的一百多倍。从这些数字看,国家药监局的腐败案就决非偶然的了。

药监局批准的新药中,很多并不是新药,老药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售价马上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一个普通的阿斯匹林,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这在中国屡见不鲜。在医药品审批上,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成为普遍规律,而为这样的交易成本埋单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举几个例子说明药品出厂价和零售价的比较:感康:出厂价0.8元,零售价12-13元。双迪:出厂价6元,零售价21元。双歧胶囊:出厂价8元,零售价38元……。

这样大的利润空间,全部被流通领域,医药代表、医药经销商、医药采购人员、处方医生掠夺走了。 根本原因何在?官僚与资本的结合。在中国医疗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又粗又大又黑的利益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利益链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损害链条涉及的各个特殊利益集团。

政府机构恶性膨胀。官员人数:70年代为279万,80年代为543万,1997年为800万,据说去年已增为850万。这些官员都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

官民比:70年代为1:67;80年代为1:40;90年代为1:26。 各级、各种政府机构攀比“提级升格”,正处单位升副局、正局单位升副部,很多国有企业也跟着升格,副部级的企业主管比比皆是。

提到哪一级,就要享受哪一级待遇,而为此埋单的却是纳税人。据说,在职的部级干部已经超过10万人。 国家行政费开支。人大、政协对财政工作意见的焦点集中在行政费开支庞大上。2006年,公车费3000亿、招待费(吃喝)2000亿,出国考察费2500亿,加起来是7500亿。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1978年到2004年,行政费用支出增长了78倍。1978年行政费占国家总支出的4.7%,2003年则占到了19%。

而2003年其它费用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公用事业的基建投资占11%;农业投入占5%;教育投入占2.7%。与发达国家比较,美国是行政费支出最多的国家,也只占9.9%,法国6.5%,加拿大7%,日本只占2.

38%。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数字都不是援引官方发布的,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中调查统计的。我一直是搞前苏联、前东欧、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最近几年才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勿容置疑。

但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潜在危机也是触目惊心的。前几年,中央领导同志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前景时,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现在的提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再强调“机遇大于挑战”了。

产生上述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体制上,不从根本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途是乐观的。 (根据记录整理。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