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插曲 晋剧《布衣于成龙》与中国戏曲的创新性实践
新编历史晋剧《布衣于成龙》是2015年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牵头领导下,在山西省文化厅、省文联和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特邀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部精品佳作。其中,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郑怀兴担任编剧;戏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其敬担任总导演;晋剧表演艺术家、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谢涛担纲主演。
该剧上演以来获得广大观众和戏曲界专家的广泛好评,并入选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
4月20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大学,从文化研究、文艺理论、哲学美学等角度对晋剧《布衣于成龙》进行了热烈研讨。
解玺璋(资深媒体人、文艺评论家):
《布衣于成龙》和我原来听到的晋剧不一样——有很多创新的地方,以前晋剧中这种题材的文人形象非常少。戏曲创新该如何对待传统?我想应该有三种态度:第一,抛弃传统另起炉灶。第二,激活传统,老树发新枝。在传统基础上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
第三,改变传统,为我所用。比较好的是第二种,但这种情况应有一个前提,即全面深入了解传统,这是创新的关键。晋剧是不断变化、进步的,晋剧本身是在蒲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有蒲剧的慷慨激昂,又吸收了晋中民歌曲调元素,具有委婉、细腻的特点。
戏曲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声腔上。声腔是戏曲的名片,创新首先应从声腔上表现出来。演员对气、声、字、腔的运用,给晋剧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谢涛作为晋剧的领军人物,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听她的戏过瘾、顺畅,就是因为她在声腔处理上有很多自己的创新。
在声腔上创新应根据人物特点设计,不能脱离人物,如塑造于成龙这个角色,声腔不能随意高亢、过于阳刚,而且在不同情景中于成龙的声腔把握也是不一样的。这出戏有创新、有发展,从艺术水准上讲,是螺旋式上升。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我是学美术的,比较关注形式。演出一开场的舞台背景、道具、服饰是我比较关注的方面。这部戏表现的是一位文人的品格,因此舞台背景始终用山水画变换,道具运用得也不多,舞台背景和道具的运用符合文人特点,充满了文人气息。
人物服饰非常简练,于成龙、渺道人穿的是白色长袍,知府、大将军穿的是浓艳的服饰,场上两种颜色对比非常强烈,有点儒和道的感觉。谢涛塑造的人物形象非常符合中国文人的特点,雅致、秀气。这出戏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比如民为贵,官为轻,民可以载舟,亦可覆舟,执政为民,两袖清风,是值得颂扬的。于成龙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剧中他虽已革职,但心系朝廷,愿意承担起东山招抚的重任。
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这出戏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五个“和谐”上:
第一,豪放与婉约的和谐。谢涛的唱腔豪放又婉约,婉约就是低回,谢涛的演唱有好多次高亢,但很快又能把音压下来,变成一种低回,低回就是沉郁。这是“和”的一种艺术表达。
第二,儒与道的和谐。这出戏里表现了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格调,如果单纯从思想史、哲学、玄学的角度讲,这两方面表现都很浅,但从艺术角度讲那是不错的。这出戏开始一直在表现于成龙积极进取、忧国忧民,但是突然出现“月下抒怀”,一下就把观众带进另一种格调。在充满紧张的剧情表达中有文人情调的综合,曲终奏雅,由实化虚,没有这样的表达,这出戏也就是地方小戏了。
第三,主角与配角的和谐。在以前的地方戏中,往往一个角儿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甚至一个剧团,但是在艺术走向现代的时候,单有一个角儿撑不起这台戏,所以需要其他配角的衬托,这出戏做到了主角和配角的和谐。
第四,导演与编剧的和谐。这出戏编剧发挥的作用有50%,另外50%是导演发挥的。好多剧本给导演留下无限的发挥空间,这个无限的空间是需要导演填补的,从这一点上讲,导演做得很到位。导演自始至终使剧本的每个字充满了生命力。编剧和导演的合作使这出戏真正成为一台优秀的舞台剧。
第五,辞章之美。这出戏从语言来讲,对白和唱词有白话和雅言,雅言占了全剧对白和唱词的2/3,雅言中有对文言很好的吸收,有对古典诗词很好的化用。白话和雅言的和谐,这就是精品之作应该达到的水平。
李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戏曲研究专家):
于成龙是清代有名的官员,已经有不少文艺形式来表现,该剧编剧选择了特殊的角度,让人看了以后并不觉得重复。于成龙廉洁奉公,不顾私利,能干事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个主题既有历史意义也有当下意义,是超越时代的主题。
这出戏主题明确,人物有厚度,戏剧冲突很饱满,要表达的思想融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不会觉得有说教意味。比如,关于于成龙的人格高尚,这出戏选择了独特的角度。一是于成龙代表官方和叛民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和大将军的冲突,大将军要镇压,于成龙要安抚,两组矛盾碰撞很激烈,在冲突很激烈的情节中,还把于成龙的主张表现得合情合理。
总体来看,这出戏给人以感染力、冲击力,是一台很好的戏。用大段唱腔表现人物内心的起伏跌宕,给人感觉不干瘪,这是编剧和演员一起营造的境界。主演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资深演员的功力,其他演员的表现也非常有激情。梆子腔的特色为高亢激昂,但是这出戏又不是一味高亢,也有婉约的地方。
舞台美术让人感觉很淡雅、简洁、流畅,和剧情也比较适合。浓烈方式表演中道人的插入,调节了舞台节奏气氛,一方面舒缓剧情,另一方面突出于成龙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整个音乐也符合梆子腔晋剧激昂、激越的风格,与剧情紧紧相扣。如果能更加凸显山西地方音乐元素,该剧就更能抓人。
刘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这出戏是将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一出戏,其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剧本创作的文学性。这是一个历史题材戏,于成龙的形象却体现出当代意识。这出戏没有只反映反腐倡廉,而是通过于成龙这个人,表现出他的布衣情怀,为民请命,为民申冤,把历史和当代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如果没有与当代结合的意识,古老的戏曲怎能吸引今天的观众?编剧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是看着人物写戏,不是浅显地表达政治主张。
于成龙的舞台形象应该是典型环境下的一个典型人物。编剧在写人过程中有一些章节设置得非常好,写得很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编剧可以不是思想家但要有思想家的深邃目光;不是社会学家,但要用社会学家的视角看人生、看历史、看当代;不是诗人,但一定要有诗情,这样才能写出一部激动人心的剧本。这出戏中的历史人物已经诗意化了。渺道长这个人物的安排是于成龙情感和思想的补充,实现了思想的提升。这出戏从文学性上给导演和演员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出戏导演运用了一些聪明智慧的手法,使整部戏的创作展现出一种简约中的诗情。比如简单的舞台布景,开场时小船转台出来一下把观众带入诗情画意的戏曲创作氛围里,一场场背景展板的调换非常自然、流畅、简约,符合戏曲的需要,符合戏曲艺术创作规律。导演把大量戏留给演员表演拓展,没有占用很多舞台空间。
第三,演员表演的美学意韵。我看了谢涛的《傅山进京》,也看了《布衣于成龙》。演员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是演好人物的基础。只有理解了于成龙在历史上的贡献,才能表达出人物复杂的情感,塑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真实的人物形象。
比如三次喝酒的安排,三次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喝酒,被罢官了,无官一身轻回乡的于成龙表现出不气馁、不灰心的品格。第二次喝酒是斩杀了捕快邹克忠后,“月下抒怀”,内心活动非常复杂,突出了为民请命不畏生死的品格,也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和使命感表达出来了。第三次喝酒是在阻挡官兵围剿叛民,那种情形下的情感非常复杂,这里面大段唱腔非常感人,写出了真实的人情事态。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
我想从大文化角度谈晋剧和这出戏。现在看晋剧,和小时候看的晋剧相比,感觉变化太大了。《布衣于成龙》非常成功,这部戏今后有希望成为晋剧经典传承下去。
现在国家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但现在的孩子对歌星和流行歌曲等方面的关注远远超过戏曲。戏曲在过去是“明星制”的,就是靠“明星”支撑和传承,戏曲不改革不行,要大力培养优秀人才。谢涛的表演很震撼,这么优秀的演员,她的唱腔,她的感情体验,她的动作、扮相都是一流的。
梁启超曾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我们尊重古人,但是今天要有一个超越前辈的信念。戏曲前辈是我们的偶像,但是我们要打造这个时代的偶像。戏曲界如果没有一批新明星的出现,戏曲振兴无从谈起。
戏曲的改革面向谁?晋剧是地方戏,戏曲如何在立足于自己方言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让它为更多人接受,这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如何保持晋剧的特色,在山西方言的基础上,让它被更多人接受值得思考和探索。立足山西方言有山西味,地方方言可以汲取,但要汲取它最生动最有表现力的唱段。
改革的结果被更多人接受了,有的老戏迷却不喜欢,这个矛盾怎么解决?首先,剧团要有一批保留的经典剧目,按照传统演法去演,既保留传统的原汁原味,又能满足老戏迷的要求,成为“活化石”,为未来研究者做参考。其次,要有危机意识,大踏步走改革的路,但不能和传统离得太远,要朝着普及的方向走,让更多人接受。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文化学者):
这部戏有它创新独特的地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处于转折期,知识分子面对家国伦理、族群矛盾、文化冲突,从不同角度选择人生,体现大义大节,从这里发掘山西具有代表性的乡帮人物是非常独特的。这出戏写得复杂丰富,是从人的伦理关系、价值选择来展现历史人物如何做事。
编剧郑怀兴写戏从最复杂的矛盾出发,从正、反到最后合的境界,从化解矛盾到超越升华。谢涛的演绎很好地把人物复杂性表现出来了,超越了传统戏曲的原有框架。这出戏的伦理深度、价值观深度,是一般传统戏曲不能比肩的,新戏新编,有独到的意义。
中国戏曲发展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结果。中国戏曲一直是和市场紧密结合的,不是脱离社会的。中国戏曲当代性强,《傅山进京》《布衣于成龙》既传承了当代中国戏曲文脉,另一方面,在人性复杂的挖掘和表现上也很突出。
谢涛在传承原来戏曲表现的基础上,把人物性格里的微妙性、丰富性、复杂性表现出来了,实现了现代人重新解读历史。郑怀兴写戏,十分关切中国文化命运的大问题。谢涛传承的不光是地方戏曲的文脉,还有中华文化核心的文脉,中国戏曲以角儿为核心,一个人带活一个剧种,一个人对一个剧种的升华起到了关键作用。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哲学研究专家、文化学者):
看了这出戏,我有两大感受,一是震撼,二是感慨。一定程度上讲,地方戏曲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很大影响,大众文化的冲击使它的市场越来越小,而我们却有一批艺术家在当今这种境遇中精益求精地营造人文景观,特别让我感慨。结合中国戏曲创新实践,我有五点看法:
第一,阐旧邦以赋新命。地方戏曲多是传统戏曲,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它的成功在哪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出戏,因为它对现实作了回应。
第二,于成龙的思想高度。按照传统来说有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外王”角度强调以民为主,家国情怀。怎么处理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渺道长这个人物是自我的外化,是另外一个自我,传统知识分子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但同时也体现出中庸,这样的中庸体现在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讲了天理,又讲了人心。
布衣是讲人心,贴近民情,近百姓之情,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情,戏曲以情感人,百姓常常需要以常人之情去感动。
第三,纳新技以相人文。戏曲是一种人文活动,这出戏在塑造于成龙时采用了一些新的技巧,有一些是新的技术,有一些是新的方式,除了声光电的运用之外,借鉴了很多话剧元素,一些戏曲动作不完全是传统戏曲里的。运用新的技巧和新的方法相助人文,以创新的形式吸引人,才能吸引年轻人。
第四,传古当如古。戏曲形式就是现在的一种古,传统当如古,晋剧要传承发展好的话,要尽量保留它的传统形式——戏曲的程式性和虚拟性,简约而不简单。这出戏的唱词特别儒雅,甚至高古,有很多是格言,体现出编剧深厚的功力。
第五,传人以传道。好作家、好剧本、好演员是戏曲得以传承下去的三个重要因素。
杨浪(海航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文化学者):
第一,看戏就是看角儿,剧本有角儿就有看头,有大角儿再有好剧本就有大看头。第二,历史戏是看本子。一个好本子是一出好戏的重要方面。这出戏中间有几段唱词是可以咀嚼的,可以吟咏。比较而言,这出戏是一部精品,再丰富一些,剧本是留得住的。
第三,关于传播的问题。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戏是为大舞台准备的,当传统文化处在相对式微的状态时,把传统戏曲搬上大剧院大舞台的模式我不反对,但投入产出效益是要考虑的。传统戏曲的根本在民间,传统戏曲在大舞台上太用力很容易跑偏。
倒是小舞台可以表现得更细腻,与观众直接沟通,不是靠放大气力、放大形体和放大舞台、舞美去表达。中国戏曲的繁荣,根本在于民间的丰富和发展,在民间支脉的散开单靠财政支持是很难的。
陶庆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关于这出戏我想谈两个方面。第一,这出戏是写知识分子的戏,知识分子和戏曲的关系非常复杂,戏曲不断面临如何处理其与文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戏曲扎根在中国社会,不同的阶层、人群和它发生关系。今天来看,观众在变化,观众对戏曲的审美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我们要重新面对和思考知识分子的戏剧,它会对中国戏曲创作产生什么影响?编剧郑怀兴的创作给戏曲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去理解当代城市化水平之下知识分子戏剧的发展方向。编剧有意淡化了于成龙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他想突出于成龙内心的冲突,内心冲突的戏在戏曲舞台上呈现是非常难的事情,挑战非常大。
现代剧场给传统戏曲提出了挑战,它某种意义上破坏了原来的美学规则。戏剧靠演员来呈现所有表达内容,在小舞台上,身体的线条美在一个一无所有的舞台上能创造出所有来,现在舞台太大了,要和其他的舞台美术相配合。这出戏视觉上给人感觉很舒服,整个舞台的颜色非常协调,而且它用了现代的转台,再加上演员的演绎,让整个舞台活了起来,这是现代剧场演出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
唐凌(《艺术评论》主编、剧作家):
这出戏从主创到主演,都是当下中国戏剧界的代表性人物,于成龙某种意义上是符号性的人物,在当代的塑造下,他其实已经符号化了,编剧的创作是非常智慧的。中国文人在困顿不得志的时候仍然是怀着兼济天下之心,一旦有必要就可能以命相抵,是对中国文人更深层次的表达。
作为历史人物,真正留存下来的是文学形象和艺术形象,真正能够穿越时代、穿越时空留下来的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形象。谢涛作为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观众特别希望看到由其塑造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刻板的思想层面的人物。这出戏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显而易见,但是不是可以更丰富、复杂和沉郁,赋予艺术形象更多的内涵?如果能够更清晰、更强烈,这出戏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蒋一民(北京大学教授、歌剧理论研究专家):
看完这出戏我非常震惊,它完全改变了我对梆子的印象。如果从戏曲声乐角度出发,谢涛在戏曲声乐上有很大的突破,唱腔本身有戏剧性在里面。二度创作带动了一个剧种的蜕变,对剧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也树立了一个标杆,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通过这出戏,我看到了地方戏曲向高雅发展的轨迹,在当下,受众已经发生了改变,观众和演出的关系得不到调整的话,戏曲发展是有一定问题的。如果提高和普及的关系得不到调整的话,戏曲就得不到关键性发展。这出戏音乐上非常有价值,对地方戏曲的创新有示范性。
地方戏要发展,一定要调整普及和提高的关系,要认识到观众层次的变化。从演唱开始,该剧戏曲声乐技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歌剧感受的角度讲,谢涛的声乐技巧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这出戏把旋律追求和唱腔设计紧密结合,在板腔体和现代作曲之间找到了一座桥梁,这是非常好的。
总之,这出戏已经突破了地方剧种的创新意义,对地方戏曲和传统艺术的创新性发展、艺术性提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