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中共高层人物
19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演出。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坐,全场一片寂静。“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地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江青的轻柔
相比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太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是‘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是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
“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前往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
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表示答谢。
叶群能说,林彪很闷
1946年春,李立三重返阔别15年的祖国,便马上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向他们讲述了他在苏联的遭遇。中央安排李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
在哈尔滨,李立三一家住在中东铁路职工小区。他们这一幢只有五间房的住宅,除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这里,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回来的林利和孙维世也暂住在我家,他们二人合住一个单间。没有多久,她们俩便奉命去延安了。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
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
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
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式的样子。
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康生文雅,曹轶欧寡言
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李莎回忆说——
我们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邻。我和立三住在81号,他和老婆曹轶欧住在84号。从外表看,这对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细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讲究,举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识分子派头。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艺术也十分感兴趣。
在他个人的收藏中,包括了俄罗斯特列嘉柯夫画廊、法国卢浮宫等一大批世界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画画册,十分丰富而珍贵。他的老婆曹轶欧是个其貌不扬、少言寡语的妇人。我一直纳闷,究竟是什么纽带把这两个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团第二把手要职,仅次于王明。平时,只见康生鞍前马后地追着王明转个不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管王明地位显赫,被不少人捧为“领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数,从不对他唯唯诺诺。中共代表团有什么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轻易露面的。从表面上看,康生对立三的态度还算客气、温和。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人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国籍问题的解决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