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什么意思 电影《失孤》的原型:刘德华只演出他一半的悲凉
1997年9月21日后,郭刚堂的生活就一直笼在一张网下。
那天,他两岁的儿子被人拐走。之后,27岁的郭刚堂生活被彻底打乱。他骑着摩托车,车后绑着寻子信息的旗子,天南海北地找。
2015年,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上映,故事原型就是他。电影上映那天,他也去了电影院。电影开场,刘德华扮演的寻子父亲趴在摩托车上睡觉,满脸沧桑,疲惫不堪,郭刚堂起身,坐在观影厅旁的台阶上,咬着指肚无声地哭。
这位年近半百的父亲说:“束缚着我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大网,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从里面逃脱出来。”
郭刚堂觉得累,这种疲惫感包围他已经很久了。每当有关于他的电视节目播出后,他总是会忙上一段时间。很多人打电话找他,大多是丢了小孩的家长,还有丢牛的,丢马的,丢拖拉机的,丢三轮车的。他太忙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电话。
“全国各地的,你要听各种不一样的语言。有的方言你听不懂,你就要努力地听。因为你要听不明白的话,你又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判断,反正找你都是有问题才找你。然后他就急于要把他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拖个三天五天他就会满腹牢骚。”郭刚堂说,有时他会被人埋怨,老郭你是不是成了名人,就不理我们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垃圾桶,承接了全国前来寻求帮助的家庭的负面情绪。
“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整天就是接电话、回信息,就搞这些东西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我没有排泄的地方”。
去年,他开的葫芦店关了。曾经有段时间,他没出去找孩子,靠开葫芦店维持生计。他也想着做民间工艺,教残疾人做点手艺,这样也算是回报社会,心里能有点安慰。
可最后,这个想法还是失败了,没多少残疾人找他,找他的还是丢孩子的家长。
“我就像他们的一个主心骨,我要是停下来,他们也会有失落感,而且我们情同兄弟姐妹。”他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从这件事里出来,“肯定会干一辈子”。
他开始尝试使用新技术。2016年年底,他开了网络直播,每天见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讲述一个被拐孩子信息,每次都有几千人观看。白天骑摩托车,晚上做直播,还是累。郭刚堂说,一开始还可以,时间长了就受不了。
2017年春节,郭刚堂把直播停了。在此之前,他的直播已经被封过两三次。郭刚堂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一次是骑摩托时直播,速度特别快,他事后想想,太危险了;另一次是一位家长发表不恰当言论,播了一会,直播就被停了。
他觉得自己驾驭不了,家长们对着镜头,总是克制不住悲痛,说着说着就开始哭,郭刚堂只好劝。有次他劝了十几分钟,才让一位家长平复下来。
这一年,郭刚堂还忙着做天涯寻亲的网站,这个组织在2014年成立,起初聚集的都是寻子的家长。
十几年的骑行路上,他收集了上万条失踪儿童的信息,想着做一个天涯寻亲数据库,把这些丢失儿童的信息全部纳入。后来,数据库的范围还扩展到老年痴呆、健忘、精神病和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现在,网站跟全国志愿者、出租车、救助站合作。郭刚堂惊喜于新技术的能量。前几天,河南台前一位老人走失49天,他的家人把数据上传了平台上,两分钟后,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这位老人。
“我们等于把社会有效的资源,进行了融合,不是说郭刚堂去做什么了,我做,我能做多少?”他说。
寻子二十年,郭刚堂的线索只有一个,孩子左脚上有块小小的烫疤。他就凭着这条线索,大海捞针。
儿子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一条路上被拐走的,那条路连接着农村和县城,后来村子拆迁,建起了崭新的居民楼,郭刚堂一家也分了房。
郭刚堂和妻子曾经重新装修过农村的老房子,准备等着儿子回来,可以有个新家住。但直到村子拆了,儿子还是没找回来。
郭刚堂曾经是村里最能干的青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天就能挣一百块钱。他年轻时爱热闹,也疯过。有次歌舞团下乡表演,他那时十几岁,站台下叫板,说你唱得还不如我唱得好。别人让他上去唱一首,他就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台下人都鼓掌,老板也想挖他走。
他跟妻子张文革是相亲认识的,被人安排着见了一面,脸长什么样都没记清,只记得女孩一头长发,盖过了屁股。媒人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说还行,就这样结了婚。
结婚后,郭刚堂拿出上学时的日记,想给妻子看,让她更了解他。张文革拒绝了,说嫁了他就认定了他,没必要看。郭刚堂就把日记全烧了。
郭刚堂爱说,妻子很沉静,于是一个说,一个听,有时会彻夜长谈。结婚后不久,儿子就出生了。郭刚堂那时开拖拉机,妻子在家种地。他想着要包下聊城河边的一块地,打造一个民族特色旅游区。郭刚堂说,那是人生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1997年之后,生活就被彻底撕裂了。
孩子刚丢的时候,他慌乱,焦灼,恨不得满世界找。郭刚堂说,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会像当初那样找孩子。他会先安慰家人,再配合职能部门,组建亲友团,利用网络和公益组织的力量,一起找孩子,这是漫漫寻子二十年得出的经验教训。
每次离家,妻子目送他离开,他带着两件换洗衣服,一个装满寻人启事的黑色挎包,骑着摩托车就上路了。
《失孤》改编自他的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在路上遭遇车祸,被人欺凌;在路上撕下其他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每到一个城市、乡镇,他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照片,散发寻子的传单。
他有个小本子,记录下一路上陌生人对他的帮助,流水账一样。
2015年电影上映时,很多媒体采访郭刚堂,他细细说了这些年的经历:睡过桥洞,借宿过寺庙道观;因为怕跟人起冲突误了找孩子,所有的挑衅和嘲笑他都不怎么理会。
只有一次在河北,遇上几个醉汉,对方揍了他几下,又把印着孩子信息的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来,在照片上踩了几脚。他推着摩托车走了,又觉得气不过,回头去跟他们打了一架。
还有一次,在大别山,遇上大雨,他跟摩托车摔倒在路边,卡在悬崖旁的水泥桩上。他看着悬崖,想着要不跳下去,一了百了。
接受采访时,郭刚堂说,这种皮肉之痛让他觉得像赎罪,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他觉得累,可还得咬牙熬着,“特殊环境下,有时候也想到过(放弃),其实我不是想放弃找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想放弃我自己。你说这个事,我只要活着一天,谁做父母不会想自己的孩子,是吧?”
郭刚堂找儿子,整个家就靠妻子张文革撑着。
她白天做保姆,每个月收入一千多,晚上再去饭店打一份工。张文革常年精神衰弱,直到现在,仍旧整宿睡不着觉。
他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孩子大了,上学花钱,张文革觉得愁。“你愿意干什么事业干什么事业去,我现在过日子还喘不过气来。”她说。
张文革聊起被拐的那个孩子,一个人默默流泪,一遍一遍小声念叨,“一定得找到孩子”。
有次郭刚堂和张文革上了一档节目,工作人员跟张文革沟通,想让她说自己不希望郭刚堂再出去,这件事给张文革打击很大,之后她就不愿再上节目了。
2017年初,郭刚堂又出发了,除了找儿子,也要一路收集失踪孩子的信息,跟家长见面。出发前,张文革忽然说不想让他去,她想让郭刚堂多顾顾家里的孩子。“她毕竟是个家庭妇女,面对的就是家里的锅碗瓢盆。”郭刚堂说。
郭刚堂见过太多媒体了,他曾经有次一天接受过十几家媒体的采访,多年的经验让他有了条件反射的回答。他们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郭刚堂的回答总是那样。
后来,他们又问了一次,郭刚堂突然情绪有些激动:“你们让我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可是看看我的生活,我能够正常吗?”
如今,郭刚堂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之后就在家边西侧的河边走一走,花一个小时散步,听点知识付费的广播,“现在随着做的事情越来越细化,总感觉自己的能力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差得太远太远,也要补充一点东西。”
打理完协会里的事,晚上,他就尽量在家里。他有时会去父亲家里坐坐,有时就在自己家里,看看书,查查资料,“毕竟父母都快80岁了,而且可能年龄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进了家都不想出去”。
有家企业给郭刚堂赞助了一辆车,车身上装载LED屏,他不用骑摩托车了,也不用在车后插旗子。不过他还没计划好,2018年什么时候再出发去找儿子。
从2016年底到现在,疑似他丢失的孩子有360多个,他都做了编号。他跟不到两百个孩子做了DNA检测,都不是。他把这些数据交给了公安部数据库,“不是我家孩子,那就是别人家孩子”。
2018年,郭刚堂成了山东省的百姓宣讲员。他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了最近写的一篇发言稿,他想要引用原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改编的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