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邵力子 同床异梦:邵力子眼中的国共第一次合作
所向披靡的北伐把中国革命到底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前景提到日程之上。究竟用什么思想来指导革命的下一步发展?国民党能否坚持三民主义?国民党能否实施其《整理党务案》:既靠苏联援助取得成功,又把中共排除出权力之外。
国民党一直想在共产国际中有一个正式的“名份”,以“独揽”对苏外交。胡汉民的苏联之行仅仅给了中国国民党以共产国际同情党的地位,还没有也不可能使该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成员。正在崛起的蒋介石,心犹不甘,于胡汉民回国后不久,便又派邵力子出使苏联。
邵是早年的同盟会员,与国共两党都有渊源。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与苏俄已经有间接交往,由他任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该报副刊“觉悟”用许多篇幅介绍新俄情况。1921年张秋白赴苏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也是邵力子签署的委任状。
早在1926年6月,蒋介石同邵力子谈话时就提到“以集中与统一为惟一要件”,当时蒋指的是军队。不过,邵力子使苏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说明,蒋介石很在意“集中领导”。当时中共也说革命力量要集中统一,但指的是跨党的中共党员“应向左派宣传‘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它指的是“汪蒋合作”。邵力子出行前,蒋介石嘱其向斯大林转达:请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此话可以解读为邵力子出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1926年9月邵力子到达苏联。他先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阐述的是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邵力子的第一份报告约于9月中旬提交,邵力子称“受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派遣前来”,使命是就“解决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吴廷康从中国发至莫斯科的电报则把“指示”的内容明确地限定:鉴于邵力子的身份,“目前只能同他谈蒋介石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并请他把这一点电告蒋介石”。可见吴廷康更多强调的蒋介石同汪精卫等人的合作。他的想法与前述中共是一致的。
(胡汉民)
讲到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时,邵力子像蒋介石、胡汉民一样,也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应当与世界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及其核心共产国际的领导。
邵力子人很机敏,他知道在农民土地政策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共产国际有明显的分歧,所以在介绍中国农民运动情况时,态度十分慎重。既没有赞颂,也没有谈及湖南湖北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仅仅介绍了一些情况:广东66个县有600,000会员。
国民党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缺乏训练有素的农民运动干部。报告中有一段颇费思索的话:“蒋介石同鲍罗庭有过一次谈话,通过了一个决议,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其公布”。它的字里行间让我们产生了云遮雾障的感觉。因为这时湖南、湖北等地农民运动的开展已经在国共关系间、在国民党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引起了许许多多矛盾,而且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激烈。
关于国民党的迅速发展,邵力子强调广东省的大部分国民党员是农民,但他们在国民党内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西山会议派也没有成气候。至于国共关系,邵力子表明他不愧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他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意味着限制共产党”,仅仅是不给那些企图分裂党的人以把柄,不让他们中伤革命斗争。
而对于蒋介石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点,邵力子说蒋介石当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为了让党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况且邵说共产党也“同意这样做”。他甚至还用共产党人照旧“在各处工作”为例证明两党关系状态良好。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邵力子“重点突出”,先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如下:“统一领导和同心同德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也必须步调一致。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相应地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才是蒋介石的本意。邵力子归纳蒋介石对共产国际的要求如下:
1、国民党应当同共产国际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请共产国际派一名代表担任国共联席会议的顾问。国民党要求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问题给予指导。国民党要经常派遣本党代表到共产国际去或者常驻。请共产国际向中国派遣更多的顾问。
2、针对我上面谈的情况制定出对待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策略,并要求中共采取统一行动。
3、请就中国统一战线的团结,加强和巩固国民党,在共同斗争中改善国共关系给予指示”。
邵力子把关涉共产党的问题放在此后,他承认,进一步处理两党关系和减少磨擦依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话语中透露着谨慎的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