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子女近况 王家烈的后半生
贵州军阀王家烈之所以出名,源于中共党史上重要的“遵义会议”,源于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与王家烈的“双枪”黔军作战的史实。然而,“遵义会议”后王家烈的人生际遇却鲜为人知 。笔者在走访王家烈的孙女王良慧女士和众多相关人士的基础上,参阅大量历史文献,基本搞清楚了这位特殊的统战名人的后半生。
“遵义会议”后暗地反蒋
王家烈,1893年5月27日出生在贵州遵义桐梓县一个贫苦农家,年轻时曾背盐挣脚力钱为生,后加入黔军。1920年10月,执掌贵州大权的“兴义系”军阀家族因内部发生冲突垮台,以原任营长桐梓人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集团,经过几年的军阀混战后执掌了贵州大权, 毛光翔、王家烈成为周西成的左右手。
1929年,周在军阀混战中身亡,毛光翔成为贵州省省长。后来,王家烈在出于铜仁名门的妻子万淑芬辅助下取代毛光翔,执掌了贵州大权。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中央军借“追剿”红军之机,企图取代王家烈控制贵州。王家烈在红军与中央军的两面夹击下,为保黔北老巢,只得率军在遵义一带与红军作战。不想红军攻占遵义,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绕过贵阳,经黔西南离开了贵州。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王家烈手下的两名心腹师长,王家烈被迫辞去省主席和军长职务。蒋任命其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强迫其离开贵州。后将黔军5个师陆续调出贵州,完全控制了贵州。
王家烈到武汉后,名义上是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却是个虚职,加上被特务监视,心情自然忧郁,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偶尔点卯似的上上班外,更多的时间在家喝酒唱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原属王家烈所部的黔军几个师都已上了抗日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万家岭战役和长沙会战等。王家烈主动向蒋提出上前线抗战,蒋介石不好回绝,于是将王派到鄂南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当副军团长,但暗地里仍对王进行监视。不久,蒋又把王从前线调回重庆,任军委会高级参议这一虚职。王家烈多次找蒋,希望重返前线杀敌,蒋却始终不松口。
1941年,王家烈把夫人万淑芬和儿子从铜仁接回遵义同住。由于生活拮据,加上王家烈与小夫人感情尚好,导致王家烈与万淑芬感情越来越差。此外,当年呼风唤雨的省长夫人与此时落迫的巨大精神落差,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万淑芬怅然去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家烈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不久,在蒋介石的逼迫下,王家烈正式从军中退役,回到了贵州桐梓老家。1947年,已下台多年的王家烈当选为桐梓县的“国大代表”。次年,他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当时,蒋介石竞选总统无人能争,但围绕副总统的选举,国民党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桂系领袖李宗仁、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湖南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均报名参选。其中,孙科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多年来受蒋打击的川、滇、黔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暗地里纷纷支持李宗仁,王家烈多年前就与桂系关系良好,加上被蒋介石赶下台后一直对蒋心存怨恨,自然不会放弃这次报复的机会。在投票前,王家烈还派人四处为李宗仁拉票。
选举开始后,于右任和程潜相继被淘汰,在最后的选举中,尽管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李宗仁仍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为副总统。选举结束后,由于王家烈全力支持李宗仁做得太露骨,蒋介石想报复王家烈,王得知消息后,连忙乘坐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飞机直飞桂林,然后再返回贵州。
1948年底,蒋介石为调动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起用了各省知名人物回乡当政。在这种背景下,谷正伦出任贵州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家烈和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遵义人)等人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然而,王家烈对蒋已极度失望,没有赴任,悄悄返回桐梓县老家闲居。
解放后参加统战工作
1949年底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派专人将王家烈从家乡接到省城贵阳。省委书记苏振华和省长杨勇等党政军领导为他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对他没有去台湾而选择留在大陆的举动表示高度称赞,希望他参加新中国新贵州的建设。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王家烈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王家烈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
1960年,周恩来出访东南亚回国后来到贵阳,在省领导举行的欢迎便宴上,王家烈与周恩来同桌。周向王敬酒,称赞王:“你是个很好的人嘛 ,解放前几十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错误政府,他几次摔打你,你都坚贞不屈。”
在土改中,王家烈曾将自己在贵阳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几十年来,主流媒体都高度称赞王家烈,认为这是王迫切靠拢人民政府的决心。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要没收私产的,王家烈不这样做,他的公馆也会被政府没收。王家烈当年的部下、1949年起义后任遵义地区剿匪委员副主任的柏辉章的私宅,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就被政府没收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贵州省有一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副省长欧百川(原国民党师长,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王家烈当年的老部下、北伐名将王天培的弟弟王天锡等民主人士都被划为右派,然而,王家烈却安然无恙(许多报纸杂志都曾说王被划为右派,其实是误传)。王家烈自己虽然有幸地躲过“反右”这一劫,但对王天锡等老部下被划为右派还是有不满的话语。
三年困难时期,遵义地区出现了大量不正常死亡现象,王家烈生前最钟爱的孙女(王家烈与万淑芬独生儿子的女儿)、在王家烈身边长大的王良慧回忆,王家烈一直在家乡务农的大儿子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三年困难时期,他和两个儿子因为没有粮吃而活活饿死。王家烈在家乡务农的大女儿,也曾在此期间来到贵阳家中住了一个多月。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孙辈的离世对王家烈打击很大。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解放后所有主流说法都是王家烈的“双枪”黔军不堪一击。王家烈的家族后辈王国星(其伯父曾和王一起当过贩盐苦力)曾撰文回忆:“红军进入贵州后,王对蒋采取阳奉阴违政策……力避不与红军正面开火,因此,红军得以渡过乌江,攻占遵义,进而四渡赤水河,迂回绕道西进,保存了实力。
”笔者从王良慧口中得知:她祖父曾说起过,当年为了防备蒋介石而保存实力,他不愿与红军硬拼,否则,红军在贵州的损失会更大。而王良慧认为,如果她祖父当年率军全力阻击红军,也许连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都会延后。
上世纪60年代中,电影《突破乌江》在全国上映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天,十来岁的王良慧和祖父说起这个电影,王家烈却不高兴地朝她摆摆手“去去去”。在王良慧的记忆中,祖父从来不看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文章,他还是有一丝“成者王败者寇”的思想。
王良慧还和笔者谈起一件事:1961年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王家烈给在台湾的老友白崇禧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大陆人民生活幸福,劝白崇禧归来之类的话。当时许多民主人士都给在台的旧友写过信,这是统战工作需要。但是,王家烈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毕竟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刚刚在老家饿死。
简朴生活和宽容心态
从贩盐苦力到一省之长,从抵抗红军到与人民站在一起,王家烈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朴实本质和宽容心态一直伴随着他。
由于王家烈是贫苦出身,发达后仍保持朴素的生活习惯且平易近人。当年王家烈任贵州省长和第二十五军军长期间,经常到连队吃饭喝酒,普通士兵和马夫有事都可以找他;他当省长时,每餐不超过四菜一汤;1948年王作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开会,有一次李宗仁、程潜和张发奎在中央饭店请他吃西餐,刚从美国回来的王同星担心他吃不惯,张发奎专门为王准备了桐梓家乡的麻婆豆腐冒儿头(将一小碗饭盖在另一中碗饭上)。
由此可见,王家烈生活的俭朴在国民党高层也是出了名的。
王良慧回忆,上世纪60年代,当年仅十几岁的她,经常看到王家烈早年的部下来家中一起讨论、回忆并记录往事。有时天晚了王留他们吃饭,也只是非常简单的饭菜。解放后,王家烈被定为行政八级,月工资为287.5元,但他却一直保持节俭的本色。
王良慧清楚地记得,那时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有一粒饭掉在桌上,王家烈都会捡起来吃掉,十几岁的王良慧也觉得祖父节俭过度。1937年在南京出生的小儿子王守谦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王家烈一直在街口一家普通的小小理发店理发,每次二毛二分钱。后来这家理发店涨价到两毛五分钱,店里也把价目表公布出来,但王家烈理发之后依然只付二毛二,而理发店师傅知道他是王家烈而不好多收他的钱。
王家烈自己生活虽然简朴,但他却十分记旧情。王守谦记得,经常有王家烈的旧部上门要钱。王家烈只要问清对方是哪个部队的,就喊妻子拿钱给人家。王良慧清楚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桐梓系”集团首领周西成的夫人经常到家中来和父亲叙旧,父亲常留她在家中吃饭,有时还会送一点儿钱给她。
饭后天晚了,王家烈都要让十几岁的王良慧把周夫人送到大街上。解放后,王家烈多年前的一个副官住在贵阳一个福利院中,每个礼拜就要来王家要钱喝酒,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副官经常到王家要钱要粮票,只要他来,王家烈就一定会给。
在王的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把他搞下台的蒋介石。然而,1948年王家烈到南京开国民大会,有一次聚餐,王家烈的位置就在蒋介石后面,蒋看到王后,起身让王到前面来坐。王家烈摇手拒绝后,蒋竟然走到王身边,询问王的老母是否还健在。当王告之老母已去世后,蒋介石竟然掏出手帕擦眼泪。从南京开会回到贵州家中,王家烈对家人说起这件事时,对蒋的举动非常感动。
1947年,毛光翔病逝于赤水县城。对这位当年为了争夺贵州“一把手”和自己打得死去活来的政敌,王家烈仍与其后人交往。王良慧记得,她小时经常陪祖父到毛光翔后人家探望。
王家烈的为人甚至影响到他的后人,当年与柏辉章一起逼王下台的另一名师长何知重本是王的表弟,解放后曾出席贵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却被作为国民党战犯关押,1975年特赦释放出狱后安排在文史馆工作。因家中已无后人,一直住在王家烈儿子家中,直到病逝。
王家烈之死及其后人
上世纪60年代后,王家烈撰写了大量文史材料,他作为贵州现代史上多次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尤其是作为“遵义会议”前后与中央红军对抗的主要人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1965年后,王家烈的身体每况愈下,据王良慧回忆,大概是患了糖尿病和中风,王家烈的左边身体已经动不了。1966年,王家烈病倒在家中,由于当时全国正在推行火葬,王家烈在弥留之际,还希望自己作一个表率,死后进行火葬。8月11日,王家烈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老友、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时任贵州副省长的陈铁代表省领导到王家慰问。
王家烈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去世后仅仅19天,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贵阳本地红卫兵配合下,冲进他的家中进行抄家。当年已上初中的王良慧回忆,红卫兵把家中的地板也撬开,抄走了一些金银手饰,当年蒋介石赠送的一块怀表和王家烈珍藏的一副金质佩章也被抄走,最可惜的是不少珍贵资料被毁。1983年,政府为此向她家“补偿”了2000元。
文革结束后,人们对王家烈的了解已经不多了,在主流媒体上已看不到王家烈的后半生,尤其是解放后他走入人民阵营的情况。本世纪初,电视剧《长征》热播,王家烈作为阻挡红军长征的反面人物倒是出了一点儿名。
王家烈一生中有过4位夫人,有四男四女共8个子女,解放后几十年来,除了已去世的子女外,其他的子女及众多孙辈都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王家烈生前最钟爱的孙女王良慧作为知青回城后,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上世纪80年代中,王家烈的老友,1949年和王伯勋等人率15,000多名国民党军起义,时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王景渊,亲自上门接纳王良慧加入民革,而她的入党介绍人竟然是当年“桐梓系”首领周西成的儿媳和王家烈的副军长、“桐梓系”核心人物犹国才的小夫人。
王良慧加入民革后成为积极分子,担任贵阳政协委员和民革省委委员达20年之久。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子也加入了民革。从王家烈算起,一门四代都加入民革,成为贵州统战界人士津津乐道的事。
2006年,王家烈后人在贵阳市原王家烈私人公馆虎峰别墅内,举行王家烈诞辰113周年和逝世40周年纪念会。王良慧主持了纪念会,王家烈的儿女和孙辈出席了纪念会,王家烈的三儿子王守诚动情地回顾了父亲的生平。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纪念勋章。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向王良慧转交了一枚颁发给王家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使得王良慧和王家烈众多的后人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