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的贵人 一个前市委书记的自白——我与程维高的是是非非
就在调整我工作的1997年,在这一年之间,省委破天荒地对廊坊市委的领导班子连做三次正式的考察。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真诚而又重情重义的廊坊人,尽管考察组在与他们的个别谈话中反复启发他们要多讲张成起的缺点和问题,而他们却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三次民主测评,我几乎都以全优票通过。
1997年6月10日,我接到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给我的电话,要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石家庄,省委书记要找我谈话。第二天,我准时赶到程维高的办公室。进门一看,等我谈话的人,不仅有省委书记程维高,还有纪检书记和组织部长两位省委常委。
谈话一开始,纪检书记便拖起阴阳怪气、又酸又馊的腔调,首先罗列了我的两大问题:一是香河县发生了两名副县长到北京嫖娼的案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袒护香河县委书记,不讲原则;二是廊坊出现了六起农民到北京上访的事件,影响了稳定,作为一名市委书记是有重大责任的。
看来他们为把今天的话与我谈“好”,很可能已做了一套周密方案或预演操练。于是,我不等第二人开口,立即作了软中有硬的回击:“我作为市委书记,一个市发生的所有问题我都应该承担责任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凡事不仅要讲原则,而且要讲原则下的公平。
对香河的两名党员副县长嫖娼一案,市委已按照党的纪律,主动对二人做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理。但我认为非要再给县委书记一个什么处分,理由不充分。几乎与此同时,我省×市(系省纪委书记曾任过市委书记的市)的两名县级干部在贵州也发生了嫖娼问题,而且是在省委党校学习、赴贵州考察期间发生的,其影响也极坏,请问省纪委是如何处理的?两个嫖娼人员都以‘酒醉不清醒’为由减轻或免于处分,怎么偏偏香河同类的案子就必须要追究县委书记的责任?况且,香河这次嫖犯的两位副县长中最年轻的一位,曾是省某领导的秘书,是前不久才由省委组织部找到我,下达指令刚刚调到香河任职的。
我估计省委组织部是会主动对用人失察承担部分责任的。
如果谈及到京上访,你所说的六起上访都发生在农村最基层,况且是在近六年中陆续发生的。当然我不能把廊坊离北京近作为到京上访的客观理由,也不会因是村民上访我就不承担责任,但我已任六年市委书记,全市九个县三百七十万人发生了六起赴京上访,平均一年也不过一次,而且每次都解决得十分圆满,这影响了哪方面的稳定?别的市到省和北京上访的到底比廊坊多与少,我没有必要去说,省领导比我更清楚。
”我有意先把尚未来得及发言的组织部长捎带了一下。
此话一出,气氛骤然紧张。此后,组织部长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最后,程维高以省委书记的“大将风度”和少有的温和口吻作了结论;“这次找你谈话,主要是通报一下省委对廊坊市委班子和你个人的考察结果。
老张你不要有什么想法嘛!经过两次考察,组织上认为你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中的敬业精神、统筹和谋划的能力,以及文字语言水平都很好嘛,廊坊群众对你这个书记还是很认可的嘛!通报的目的,是省委要帮助和支持你把市委书记的工作干得更好些。
当然,在用人问题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今后多加注意就是了。”当时,我虽然听懂了他所说的“用人”和“重大原则”的真实含义,但他作为省委书记,对我的工作做出如此高度的评价,还是令我十分感动,所以只有以“感谢省委书记的关怀”为结束语,而且这种感谢发自内心。
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次谈话中,程维高抛给我的“要帮助和支持你把市委书记的工作干得更好些”的“定心丸”,实际上是一粒裹着薄薄糖衣的“迷魂丹”。此后不到半年,我便以“工作需要”为名被调到当时许多人尚不知审计为何物的审计厅任厅长去了。
历史像个促狭老人,常会在不经意间给人开个玩笑。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书李真东窗事发后,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组成的中央专案组于2003年3月进驻河北。为查清李真的经济犯罪事实,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我这个河北省审计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