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的书法有多高 白蕉《书法十讲》第十讲 碑与帖
书学上碑与帖的争论,是远自乾嘉以来的事。提倡碑的攻击帖;喜欢帖的攻击碑。从大势上说,所谓“碑学”,从包慎伯到李梅庵、曾农髯的锯边蚓粪为止,曾经风靡一时,占过所谓“帖学”的上风,但到了现在,似乎风水又在转了。
从主张学碑与主张学帖的,两方面互相攻击的情况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都毫无意义。为什么说是毫无意义呢?且待后面说明。现在我先从碑、帖的本身讲碑、帖。在这里,我们得弄明白什么叫做碑?什么叫做帖?碑与帖本身的定义和其分野在哪里?
(一) 碑:立石叫做碑;以文字勒石叫做碑。碑上的字,由书人直接书丹于石,然后刻的。包括纪功、神道、墓志、摩崖等种种石刻。
(二) 帖:古代人没有纸,书于帛上者叫做帖。帛难以保存久远,因之把古人的书迹,摹刻到石或木上去的叫做帖。在此,书与刻是间接的。包括书牍、奏章、诗文等等的拓本。
普通讲到书法的类别,是以书体为单位的,如篆、隶、分、草、正、行;以人为单位的,如钟、王、欧、颜等等;在没有写明书者的年代的,是以朝代为单位的,如夏、商、周、秦等等;也有以国为单位的,如齐、鲁、楚、虢等等;还有以器物为单位的,如散氏盘、毛公鼎、齐候罍、莱子侯碑、华岳碑、乙瑛碑等等。以碑帖来分优劣,以南北来分派别,这在书学上是一个新的学说。
原来尊碑抑帖,掀起这个大风浪者,是安吴包慎伯。承风继起,推波助澜,尊魏卑唐的是南海康长素。包、康两氏都是舌灿莲花的善辩者。包著有《艺舟双楫》,康著有《广艺舟双楫》,其实两楫只是一楫。这两部书,影响书坛可真不小。
但是,发端这个议论的,却并不是安吴,而是仪徽阮芸臺(元)。而阮氏的创论,又未始不是因为受到王虚舟“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一语的暗示。若再追溯以前,如冯钝吟云:“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赵文敏云:“晋、宋而下,分而南北。
”两氏虽有南北之说,但含糊笼统,并无实际具体的议论。阮氏是清乾嘉时的一个经学家,而以提倡学术自任,著述极富,刻书尤广。亦能书小篆、汉隶,相当可观。他始有《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揅经室三集卷一)。
清代的学术考据特别发达,当时尤其是古文字学,更为进步。因此,从古碑、碣、钟鼎文字中发现新义,其价值正足以弥辅正史经传某些不足之处。阮氏既是学经大师,又留心翰墨,眼见自明以来,书学囿于阁帖楔序日漸衰落,而清代书法,圣祖(即康熙)酷爱董香光,臣下模仿,遂成风气。
至乾隆皇帝,又转而喜欢学赵子昂字,他本身既写得一般恶俗气,而上行下效,一般号为书家的书法,专务秀媚,绝无骨气,实在已到了站不起来的时候。
以振弊起衰为己任的阮氏,既有所触发,思为世人开拓眼界,寻一条出路,于是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这两篇创论,就好比在重病人身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替病人开了一帖用巴豆、大黄的药,使庸医刮目相看。
论两篇文章的本质,原是考证性的东西。是他就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发展,作为研究性的尝试论。可以说,他是很富于革命性的,这实在是有所见,不是无所谓的。本来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他尽管提倡碑,但他的精神,则全是在学术上,竖立新学说的一种学者态度。现在先摘录两篇文章的论语,以便加以探讨。
《南北书派论》: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与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贞观永徽金石可考。犹有存者。”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梁代王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学其书,故其子太宗,亦爱好王羲之书法也。”
他的《北碑南帖论》里说: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见《说文》)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见《昭明文选》)。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
…… 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同时他又说:“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响壁虚造。”“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
他又承认:
(一)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
(二)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可见他的碑帖长短论,说得非常开明。不过,我们从这两篇文字中看来,他的南北分派立论,不论从地域上,或是就人的单位来说,他作的系统的说法不能圆满,恐怕事实上也无从圆满。而且会越弄越糊涂的――因为地与人的分隶与各家书品的分隶,要由南北来划分得清清楚楚,其困难极大,甚至不可能。
正和其它学术方面,得划分南北派,或某派某派差不多。我们试就碑帖的本题来说,比方拿颜鲁公的作品来讲,《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祭侄稿》、《三表》等,是帖。
就人说,他是山东人,属北派;就字体说,他的字体近《瘗鹤铭》,应属南派。现在姑且不谈鲁公,即使在阮氏自己两文中的钟、王、欧、褚诸人,他们的分隶归属不是已颇费安排,难于妥贴了吗?至于他说到帖的统一天下,是归功于帝王的爱好,这也仅是见得一方之说。
固然帝王的地位,可以使他有相当的影响,但我觉得书法的优劣和书体,在当时的流行是主要的影响。右军的书迹,为历代所宝,唐宋诸大家,没有一个不直接、间接渊源于他。
《淳化阁帖》一出,影响到后来的书学。但王帖的风行和他之所以被称为书圣,决不是偶然的事。一方面是王字的精湛,如羊欣论羲之的书法说是:“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长,备成一家。
”这样的称赞,似乎也决与亲情无关。另一方面社会上应用最多的,不消说是正书和行书。而正、行的极诣,又无人否认是王字。所以王字的盛行,亦自属当然的趋势,初未必由于帝王的爱好。诚然,我相信以帝王的地位而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也可以风靡一时。但是,说因为帝王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便要永为世法,那我觉得是可疑的一件事。
阮氏之说开了风气后,到了包、康二人,索性树起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旗帜来。他们虽然都祖述于阮氏,但是已经走了样。他们二人的学术,既颇粗疏,态度又很偏激,修辞不能立诚,好以己意,逞为臆说之处很多。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终欲以石工陶匠之字,并驾钟、王。
如慎伯论书,好作某出自某的源流论,说得似乎探本穷源,实则疏于史学,凿空荒谬。长素把造像最恶劣者,像齐碑隽修罗、隋碑阿史那,都赞为妙绝。龙门二十品中,又深贬优填王一种,都是偏僻之论。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尊碑抑帖的最大论证处,祖述于阮氏呢?阮氏怎样说的呢?在他的《南北书派论》中有一段:“宋帖辗转摹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
本来世人厌旧喜新的心理,是古今未必不相及的;以耳代目的的轻信态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脑子的人所相同的,所以其实是属于一种研究性的文字,人们便信以为铁案。阮氏的两篇文章,大概慎伯、长素,读了以上几句,未加详细研究,一时触动了灵机,便好奇逞私,大事鼓吹,危言阿好,而后人又目为定论。
其实关于阁帖的谬误,治帖的,如宋代的黄思伯便有《阁帖刊误》,清代的梁山舟有《淳化秘阁帖考正》,都在阮氏之前,阮氏当然都已经读过了。至于碑的作伪与翻刻,本来就和帖的情形一样。而拓本的好坏,那是治帖的人和治碑的人都同样注意和考究的。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的修辞不能立诚呢?因为很稀奇的是,他们叫人家都去学碑、学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乐道的却正是帖――见《述书篇》(慎伯)、《述学篇》(长素)那岂不是正合着俗语的所谓“自打嘴巴”么。
我往年读慎伯、长素的论著,颇欲作文纠谬。后见 朱大可君有《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一文(东方杂志二十七卷第二号《中国美术专号》)真可谓先得我心,那篇文章,实在是有功于书学。他的论证非常切实,原文相当长,这里不引述了。诸位研究到这个问题,那正是一篇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对于碑、帖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大体上很同意阮氏的见解。因为我们学帖应该知道帖的短处;学碑也应该明白碑的短处。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这正是学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我认为提倡学帖的和提倡学碑的,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对于如何比较两者的看法,我认为:
(一) 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
(二) 碑刻书丹于石,经过石工大刀阔斧的锥凿,全不失真于原书毫厘,也难以相信。
(三) 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书法很多不出书家之手,或者竟多出于不甚识字的石工之手。
(四) 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
因此,我认为碑版尽可多学,而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碑沉着、端厚而重点划;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
我们决不能因为有碑学和帖学的派别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笔抹杀。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