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老年痴呆 那个满头乱发的老顽童丨小泽征尔访谈
“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丨语文课本里的小泽征尔
我们终于得到了采访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机会,地点在东京歌剧院。
一推开后台的大门,从舞台上隐约传来乐声,看来小泽的排练尚未结束。我悄悄溜进剧场,坐在后排不起眼的位子上。只见小泽坐在指挥席上,穿一件宽大的衬衫,一头灰白乱发(这是他的标志)随着音乐而摆动。不一会儿,他打断乐队,表示不满意刚才的演奏。
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他站起来,走到乐队中间,痛苦地挥舞着双臂继而捂住脸,手指滑过面颊表现涕泪滂沱,可能在告诉小提琴手们要更充分地表现乐曲中的悲情。看到他夸张的表情,年轻的乐手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一遍,二遍……直到第五遍,指挥家才表示通过。大伙都冲他鼓起掌来。这时,他请一位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接替他的位置,自己则向乐团鞠了一躬,从边门走下了舞台。
化妆间内,日本当地的灯光师兴奋而紧张地说:“小泽可是属于天上的人物啊。”大概是指他的艺术或名望吧。
小泽推门而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他居然穿上了一身西装!要不是那一头灰白的乱发(后来他告诉我,他经常自己剪头发,难怪!),简直就像标准日本商人了。我不禁脱口而出:“刚才那一身其实很好嘛!”
“噢!”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略带矜持地说:“我想这是一次正式的采访。”接着又指着手表补充道:“半个小时之后,我一定要离开,因为要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电话。”他反复强调这个电话的重要性。——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谈小泽征尔的独特个性丨他的固定发型是怎么来的?
别了,波士顿
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吧,好在他能说英语,我们交流起来不必再借助翻译。话题自然要从最近他宣布离开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
小泽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已有29年之久,美国媒体说他在位的时间太长了,要不是日本企业常年赞助这个乐团,他早该离开了。
“为什么选择去维也纳国家剧院任艺术总监呢?”
“我喜爱歌剧。在美国的管弦乐队当指挥是非常忙碌的。我有时一年能接一部歌剧,有时一年到头也不能完成一部,时间太有限了。有机会去维也纳专心做歌剧,这对我来说太棒了。在我去世前,我还要多指挥几出歌剧。”
今年67岁的小泽谈“去世”是否为时太早了?但看得出他把歌剧当成了事业上最后的追求,而且丝毫不带伤感,神情倒有些像29年前的样子,当时他第一次走上波士顿檀格坞音乐中心那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木质舞台,踌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
今年4月末的一天,波士顿湾的一艘游艇上,乐团为小泽及其家人举办了一个隆重而温情的晚宴。其间,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美好的话语,这让小泽非常感动。
“我们太了解彼此了,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在我任内,我希望这个乐团拥有多姿多彩,但同时又有严谨的表演风格。但改变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弦乐,这花了我好几年的工夫。但我想我做到了。”
小泽的确有能力让波士顿交响乐团多姿多彩起来。这位生于中国沈阳,幼年时住在北京,在日本接受斋腾秀雄的音乐基础教育,先后师从法国蒙兹、德国卡拉扬、美国伯恩斯坦的指挥家,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我总是听说,好的音乐从内心油然而生,一位能够演绎不同风格音乐的音乐家,想必也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不过,东亚的文化在传统上似乎并不鼓励个性张扬,不知为什么这似乎一点也没有限制小泽的表演跨度。
“我认为亚洲的音乐家,从做学生起对音乐就抱有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音乐很难。当你演奏时,特别是古典音乐,你错了一个音符,不行,音量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快一点或稍慢一点,都是错的。”
“是吗?”我想开个玩笑。在小泽的一部自传中,他描写自己早年骑摩托车游历欧洲,一路上只有美女和风景引起他的注意。
“哦,我竟然没有在书中提到我总是如何用功的?这可是个错误。”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人们以为我指挥完了,就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睡一个好觉,不不不!情况不是这样,起码不完全是这样。我晚上不工作,但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了。我学习,读音乐,独自静坐读,然后背下来。”说到这儿,小泽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可是有些人让我生活得更为不易,他们总是写出新的乐谱。”
音乐报答了这份努力,小泽总是跟他的学生说:“音乐就是落日。”落日只有一个,但每个人,每一天,在每个不同的地方,看到和感受到的落日却那么不同。如果要找美丽的落日,就到音乐中去吧,美丽的音乐总是在的。
英式足球打断了两根手指
儿时的小泽身体瘦弱,常常患病,所以脸上很少有笑容,他父亲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征尔今天笑过了吗?
我想这一定是小泽的夸张,他就坐在我对面,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坚持要我相信今天精神旺盛的他当年的确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伙子。
“为此,从十三岁到十五岁,我打了三年的英式足球,我们踢得很较劲。有一次,把一位同学的耳朵都扯掉了,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就暂停比赛,一起在大雨中帮他找耳朵。到现在他的一只耳朵还比另一只小。哈哈哈……”眼前的小泽突然变成了一个爱恶作剧的孩子,有点幸灾乐祸,似乎还想再继续发挥下去,我不得不提醒他就此打住。
他好像挨了老师的批评,乖乖地收住笑容,但忍不住补充一句:“我也在球赛中折断了两根手指,所以断了做钢琴家的想法,专心学指挥。”
总算回到正题上了。在日本东京桐朋学院音乐系,小泽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老师斋腾秀雄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想成为好的音乐家,你就必须从基础学起,训练耳朵,训练眼睛等等。我们亚洲没有什么古典音乐传统,这方面不如人家,只有在基础上下工夫。用小泽的话说,当时他懵懵懂懂,是个没有开窍的学生,但老师的一番苦口婆心还真听进去了,这使他日后的音乐生涯受益非浅。
祖宾·梅塔、小泽征尔联袂指挥《雷电波尔卡》
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40分钟过去了,恐怕已耽误了他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际电话”了。于是我冲他指了指手表,并请求他接完电话后再给我20分钟。
“不打电话了。”他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仿佛刚才再三申明的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讲完。”
“当我开始去欧洲学习后,我发现原先在日本学的东西很受用。蒙兹虽然没有系统地给我授课,但我爱极了他的音乐,法国化的音乐,自然的技巧,自由的思想。而伯恩斯坦,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他是位天才,读很多的书,文学造诣很高,是位伟大的教师,还在电视上指导青年音乐家演奏。我做过他的助手,发现音乐里的学问真是很广大。”
“最初两年我也怕他,但等我渐渐了解他之后,就发现他实际上是位很热心的人。他给我打越洋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耳根都发麻了。直到他逝世,我都一直是他的学生。你能想象吗?我做了他一辈子的学生。他是一位魔术师。
我第一次看他演出是在维也纳,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曲子。所有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都如此和谐。那是完美的技巧,我只能学习,却无法模仿。实际上,我也从不鼓励年轻人模仿我,模仿可是件糟糕的事情。”小泽此时又成了一位热心而中肯的老师。
被当成政府的礼物
记得每次小泽征尔访问中国,都会抽出时间到北京或上海的音乐学院去指导年轻音乐家。他赞赏中国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和认真精神,也鼓励他们把胆子放大一点:“你们得看着我才行,虽然我长得不帅。”他这样说过,让害羞而拘谨的学生们在哈哈一笑中进入他的指挥棒魔圈。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11月,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当时中国没有巴赫、莫扎特或贝多芬。我对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相信有一天会有机会在这里指挥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一位级别相当高的中国官员,他把我请到家里,掀开地板,里面竟然藏着许多唱片和磁带,真不可思议!”小泽眼神里充满惊奇和兴奋。
一年后,他果然再次来到中国,指挥中央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二泉映月》和琵琶。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小泽正因感冒躺在波士顿的家中。他从电视上听到邓小平和卡特说要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中国将派京剧团赴美国演出,而且欢迎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
就这样小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时票价10元,有人为此排了20个小时的队。1999年,他再次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票价500元,依然座无虚席。2000年秋天,为庆祝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政府邀请小泽征尔和四季剧团合作在北京上演《蝴蝶夫人》。“你看,”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总是被政府们当作礼物来送来送去。”
已故指挥家李德伦与小泽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对小泽也有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小泽有活力,有生气,更为难得的是有一颗童心,所以很擅长表现那些富有想象力的音乐,但在表现复杂深邃的曲子方面就有所不足。这让我想起,也有评论家曾指出小泽指挥的《马勒第九交响曲》不能充分表达曲中所表现的绝望、挣扎和苦痛。
“也许他们是对的。”小泽叹了口气,来回搓着双手,“更何况李德伦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不能与死者争论什么。但我想告诉这位老朋友,我最后一次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时,演奏的恰恰是《马勒第九交响曲》,我特别选这个曲目作为告别演出。
整个乐团都觉得,在演奏过程中非常痛苦,非常艰难,整个交响曲的最后十分钟,那简直就是在受罪,简直就是在经历死亡,精神的死亡。这是个很好的证明,为什么我和乐队一呆就是29年,如只有5年,我和乐队就无法达到这种默契。李德伦是对的,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痛苦、痛苦、再痛苦的人。但我也在努力表现那一类音乐。”
说不好日语的日本人
不过,要说小泽的经历中没有痛苦可不公平。不到20岁的他离开熟悉的家园,独自一人在欧洲寻找音乐的阶梯。那时他一贫如洗,经常为第二天的饭食发愁,滋味可不好受。小泽曾因为没钱回家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精神抑郁,又持续发着低烧,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很特别———到诺曼底修道院呆上3个月。那里静得怕人,又冷得要命,让可怜的小泽终于认识到世俗世界的可爱和温暖,对生活和音乐又焕发起热情。
倒霉的事不只这一件,小泽还曾被日本的乐团抵制过。上世纪60年代他做伯恩斯坦助手的时候,曾应邀回日本担任NHK乐团的客座指挥。他那时年轻气盛,资历又浅,很让一些年长的乐团演奏员看不上眼。他们说,小泽的日语实在太差劲,像个没受过教育的家伙。
“我确实没受过很好的教育。日语嘛,一般日常会话没有问题,但日语中有太多的敬语、歉语,我总说不好。我那时不知怎么婉转地说话,肯定把乐团得罪得够呛。结果演出那天,全体罢演。事先他们给2500个观众发了电报,通知他们取消演出,但还有300位左右的观众没有收到电报,按时来了。天哪,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舞台,向他们道歉。”
小泽边说边笑:“别看我现在在笑,那时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心想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哈哈,后来我又回来了,毕竟,我还是很爱吃日本菜的。”
《执着之念:小泽征尔76岁的奋战》
小泽在语言上真是没有太高的天赋,不仅自己的母语说不好,在美国呆了三十多年,英语也是支离破碎的。
“我的英语也实在糟糕透了。多亏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同事们容忍了我。一开始指挥时,我说‘一、二、三’是用日语,他们反正猜到我在说什么,就默然接受了,想起来真是丢人。”说着小泽搓搓自己的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特别丰富,想把语言表达上的不足补上?”我恍然大悟地说。
“是的,是的。肯定如此。我从头到尾一直摆动自己的身体。不过,对指挥来说,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指挥一直不停地说话,乐队就得听,没法演奏,但排练的时间又那么有限。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要提醒亚洲喜爱音乐的年轻人,一定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不要像我这样。”
“我有个建议,现在去上语言学校也还不迟。”我趁机揶揄他。
“千真万确。”他一拍大腿,像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