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投敌后他的士兵 方先觉率部投降 为何仍被赞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一、方先觉弹尽粮绝之际,选择了有条件投降

衡阳保卫战乃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役之一。此役,方先觉率第10军,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卫衡阳四十七天,战斗之惨烈,令时人动容。但方先觉未能杀身成仁,而于最后关头选择投降日军,亦颇令时人遗憾。

按当日情形,衡阳战事至8月7日,守军已弹尽粮绝。方先觉在军部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最后对敌方略。时为预备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正华回忆,“方先觉身边常佩的手枪,早于一日前被跟随多年的王副官取走,以防他自杀。”新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则说,他当日“看到方先觉装着啼哭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像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被收拾起来了……”稍后,方先觉选择听从周庆祥建议,投降日军。

在投降以前,方先觉拟定了七项条件,包括要求日军保留第10军建制、不杀俘虏、优待受伤官兵等。他还要日军,派飞机送自己“到南京见汪精卫”。战事结束后,方先觉也对记者表示,“今后必将本人之一切,献于英明之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其投敌性质,当无疑义。

在军部讨论后第二天,方先觉率周庆祥、葛先才、饶少伟等与日军谈判。日军指挥官当场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条件,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方先觉表示:“服从这个要求”,随后被任命为汪伪“先和军”军长。

需要说明的是,方先觉投降之时,衡阳防线尚未被完全攻破。日军在8月7日攻势后,“依然不得进展, 估计进攻战还需要几天时间”。在这一天前后,国民政府派出的援军已至衡阳外围,给日军造成很大压力。攻陷衡阳后,日军暗自庆幸,“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 或将出现‘英帕尔 的结局”。英帕尔一役,英军与日军激战数月,终于防守成功。

对方先觉之降日,重庆方面至晚在8月16日即已完全了解实情。当日,国军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何成濬,在日记中慨然叹息道:

“方将军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二、蒋介石坚持赞誉方先觉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遗憾之余,令时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觉从日占区逃回重庆后,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其非但没有处罚,反而一再嘉奖,乃至誉其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与国民政府当日在盟国中所处之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当时,不独英国一再诋毁中国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国亦对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为证明中国抗日之决心及中国军队之战斗力,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极为看重,且不遗余力进行国际宣传。譬如,当其“收到”方先觉等发誓“以一死报党国”的所谓“最后一电”后,立即指示发表,尽量扩大影响。

其实这个“最后一电”,颇为可疑。首先,电文没有按正常程序通过军令部,而直接发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其次,包括蒋介石等军政高层在内,至今无人见过电文原件。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最后一电”确为方先觉所发,在衡阳战局不明的情况,贸然将其发表,也欠妥当。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所言,此电一旦发表,“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 岂不遗笑于人。”

徐永昌竟一语成谶。电文发表后次日,方先觉投敌的消息就相继传来。徐永昌在日记中说,“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后又“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方先觉投敌一事已然确凿,但蒋介石为维护早先的宣传口径,只能无视事实,下令反驳。

其后,中国报刊遂统一口径,对方先觉投敌之事一概不予承认。至12月周庆祥、方先觉等衡阳守将先后逃回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仍赞誉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觉“脱敌囚而回到重庆”,“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

至于如何处理归来的方先觉等人,军令部主张不再任用。但蒋介石出于将方先觉形象维护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为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以堵塞衡阳守将投降日军的“谣言”。

只是这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并未能阻止“方先觉投敌”这一事实的传播。如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曾在一次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功罪不分”:“若认为方先觉守城有功,则赏之尚轻;如认为降敌有罪,则不应该不罚。”

在方先觉一事上,蒋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国民政府抗战的总体方略是“苦撑待变”,但若无盟国援助,中国势必无法单独支撑战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国信任,又不能让出军队指挥权的情况下,蒋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觉在衡阳击败日军,显示国军实力;蒋氏发表所谓的“方先觉最后一电”,或许亦有代立遗嘱,暗示兼勒令方先觉必须战死之用心。

但结局没有按照脚本上演,蒋介石亦只能罔顾事实,继续赞誉降日归来的方先觉,乃“当代军人之楷模”。其无奈与尴尬,自可想而知。

注释

杨正华:《长沙衡阳会战中的方先觉》,《萧县抗日烽火》,2005年,第312—313页;饶少伟:《衡阳降日情况》,《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7、380页;《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5日,《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9页,转引自罗玉明《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转引自自罗玉明《方先觉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91年,转引自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政协衡阳市委员会编《衡阳抗战铸名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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