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宜昌大撤退 卢作孚和“宜昌大撤退”

1939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前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记载:川军出川人数近 300 多万人,都充实抗战一线部队,占全国实 证 壮 丁1405万的五分 之 一 以上;而抗战中,四川无数富有爱国之心的企业家和实业界人士,也在炮火中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行动,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 其中,1937 年秋冬,卢作孚先生指挥的 被 誉 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入川大撤退,艰难而成功地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 重 要 作用。

命悬一线大批战略物资困在宜昌

卢作孚(1893—1952),合川县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作出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协商改组政府,卢作孚是国共双方一致赞同的实业部长唯一候选人。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本人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

1938年底,平津败落、淞沪败退、南京失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所有从武汉撤出的人员、物资都集中在宜昌,准备通过这里运往重庆和成都。

这其中,有九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不及时入川,不仅大后方军事工业重建大费周折,如被日本人掠去,后果不堪设想。

宜昌,这个只有11万人口的小城,被滚滚而来的人流、物流撑得爆满,所有建筑物几乎都住满了人,更多的人则是露宿街头,栖身屋檐。长江边上挤满了焦急的人群。

当时在宜昌,可供运输的,只有民生公司20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其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更大的问题是,还有40天长江枯水期就要到了,而且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形势十分危急,人心极度混乱。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铁路,运输大型工业设备唯一只有走长江水路。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这样的航道,根本无法使1500吨以上的轮船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四川。货物和乘客只能在宜昌“换载”,换成能行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入川。

关键时刻,卢作孚先生挺身而出。

炮火之下“三段航行”抢运入川

1937年10月23日,卢作孚从四川亲达宜昌,他马上召集几名公司高层商量,然后亲自果断指挥:民生轮船公司,全力重新组织抢运物资入川。

卢作孚他们设想的抢运方案是:采用民生公司在长江枯水期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具体是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其他的多数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同时,增加码头搬运工3000人,征用木船850艘,增加三峡险滩段纤夫,昼夜不停地装卸运输。

安排就绪,卢作孚撕下床单,手书一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悬挂于船舱,叫各船照此办理,激励员工。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货物设备只收十分之一。

从10月24日到以后的30多天,滔滔长江上,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码头搬运口号高昂激烈、峡江拉纤号子低沉回荡。

一场抢运民族工业命脉的战役,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麻烦的是,那段时间,日军飞机也加紧了对宜昌和川江航线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毁的消息传来,卢作孚怀着强烈的义愤心情,一边紧张地处理各种善后工作,一边指挥紧急抢运。

到1937年12月初,江水低落,宜昌堆积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大撤退在40天内胜利结束。

千古壮举为抗战大反攻奠定基础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主要是重庆)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作孚的壮举,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冯玉祥将军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他说,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都是千古罕见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曾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道:“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1946年,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订购的虎门号轮船。新中国成立后,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民生公司滞留在港的17艘船舶驶回内地。

李仕伟图片由重庆档案馆提供□链接

抗战时兵工企业内迁入川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当时,中国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受到日寇的严重威胁。为了防止工厂企业落入敌手,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动员委会,负责领导工厂企业的内迁工作。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中,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寇加紧侵略的步伐,中国的沦陷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寇锋芒指向武汉、广东等地,更多的兵工企业面临威胁,必须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此为第二阶段内迁开始。这批内迁的兵工企业最先从广东开始。

武汉失守后,由于日寇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局的情况,决定继续进行兵工企业的迁移。于是第三阶段搬迁开始实施。这次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谿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谿迁重庆。这样,轰轰烈烈的兵工企业大内迁落下帷幕。 李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