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与彭德怀 侄子忆名将薛岳:与陈诚交情深 最看不起白崇禧
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大伯与陈诚两个是真交情。抗战初期,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沦陷后,他把第九战区的军事权交给大伯代理。我记得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陈诚在高雄澄清湖的一个招待所和大伯见面,大伯还带着我和我的堂弟(大伯最小的儿子)一起去看陈诚。
这次会面时,我依稀听到陈诚提及,当时第九战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大伯在处理。陈诚后来到重庆再三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才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给了薛岳。
陈诚一生中有两次把自己的职位让给我大伯。第二次是到了台湾以后。当时陈诚担任"副总统",兼"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伯是副职。1966年,陈诚把主任委员又让给了我大伯。
大伯与余汉谋和张发奎也是好友。张发奎当时长期住在香港,每次到台湾来一定来找薛岳,我在大伯家见到张发奎好多次,我喊他"张大伯"。余汉谋和张发奎都是"老四军"的人——国民党的第四军在北伐期间就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共产党里面很多将领,比如叶挺也是国民党第四军里出来的。"新四军"的名称也是从"老四军"而来。
在台湾的军阶中,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个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是四颗星的一级上将、三颗星的二级上将。大伯的资历虽然很深,可是他到了台湾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三颗星,直到1965年才升为四颗星。可是何应钦、白崇禧早就是四颗星了。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他觉得白崇禧是败国民党之功臣。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杂志,为什么还称他为"小诸葛"。
国民党失掉了大陆,我不认为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大伯后来是看透了,和蒋介石"没得玩了"。他觉得蒋介石想打仗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我记得他和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他用手从里往外画圈,越画越大,然后又说,"蒋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从外往里画圈,越画越小。
长大以后我慢慢琢磨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身边全是江浙人了,孙先生那个时候身边都是湖北湖南人,连冯玉祥这样的人都为孙中山所用,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冯玉祥有事干吗?你听过冯玉祥的笑话没有?冯玉祥拿着草绳吊着一小块肉,大白天提个大灯笼去看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灯笼,冯玉祥二话不说吹熄灯笼,蒋介石问他:"老冯啊,你这是干什么?"冯玉祥说:"哎哟!
你不知道天下乌烟瘴气,只有到委员长这里才大放光明,所以我这灯笼就不要了。"我们在家也经常说这种笑话,大伯听了,也跟着我们笑,大家知道,他对蒋介石后来也有失望之情。
当年蒋经国快要当"总统"时,大家的政治嗅觉都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异常敏感,台湾的报纸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传说蒋经国要请薛岳当"行政院长"。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住在嘉义竹崎乡下,房子很简陋,家门口是一条上山的马路,平时非常冷清,突然间,有很多大车停在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很多人听说薛岳要"组阁",而跑到我们家"拜码头"来了。
不过有这种传言也不奇怪,大伯当年在贵州、湖南、广东都当过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就曾亲口告诉过我,大伯当年在湖南主政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在台下看着大伯演讲。
论经验、论资历,大伯当这个"行政院长"都绰绰有余。可蒋经国最终没有选择我大伯。他当年是怎么考虑的,外界无从知道,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对大伯尊敬有加,还几次上门征求他的意见。
传言不攻自破后,本来门庭若市的家门口一夜之间又门可罗雀。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见一斑。不过大伯对此倒一直是淡然处之,因为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看得太多了。当年大伯任"绥靖公署主任"时,家里的客人非常多;等他一变成虚的"参军长"时,就基本上没有人登门了。所以后来我们全家对政治都是"敬鬼神而远之"。
云淡风轻
大伯晚年基本上是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大伯的第一位夫人叫方少文,在他做"参军长"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太太姓谭,本来是在上海教我们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到了台湾后被人介绍给大伯,跟他结了婚。大伯晚年的衣食住行起初都是这位二伯母照顾的。
大伯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洗漱完了就出去运动。他穿着大马靴,"啪!啪!"地走,还像军人一样。运动完了洗个澡之后,他开始练字,他自己练了一种很特别的字体,然后看书,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到下午再睡半个钟头觉,继续读书。吃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忌口,可是什么都不贪吃,点到为止。
大伯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员武将,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温文尔雅,除了那次要回广东老家的时候大伯对我妈妈说话大声一点外,我从不记得他在家里发过什么脾气。他对中国古典文化酷爱得不得了,喜欢读的也是《论语》、《易经》这些古书。晚年时候,有一些被他遣送回日本的老兵还专程跑来嘉义拜访大伯,向他忏悔。大伯对日本的老军人也很客气,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双方的交手。
1971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因为我是独子,父辈这一代,包括我父亲、四叔、五叔都只有一个孩子,我就决定回来陪爸爸妈妈。可是大伯对我的决定似乎不太赞成,我去看他时,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你傻乎乎地回来干什么呀?"大伯的第一位夫人生了5个孩子,后来都早早去了国外;第二位夫人生了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比我小10岁,大伯和这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再加上大伯平时在家里又不苟言笑,所以他们也谈不上与大伯多亲近。
大伯的许多事情,我还比他们知道得多一些。
大陆与台湾往来解禁之后,我的身份出入大陆比较方便,我就带些客家的东西回来。客家人喜欢吃鱼干炒辣椒——那种辣椒不是普通的辣椒,是红辣椒晒久了变色而成的白辣椒。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家乡带了很多辣椒回来,他吃得特别高兴:"哇,家乡菜,真香啊,可是落叶归不了根了……"言语间无限遗憾。
大伯、二伯和我父亲这三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二伯、我父亲,还有大伯娶的第二位夫人都相继去世,我们第二代留在台湾的人也不多,住得也很分散。同辈人都走了,只剩下大伯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
父亲去世后,我就把大伯当做自己的父亲,经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可是我也知道,老人家内心深处的那种寂寞是我们无法帮助排遣的。薛家人都高寿,我的五叔薛季良现在还在世,已经100岁了。高寿则高寿,但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走了,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他一个人,你能想象得到那种孤独的光景……
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1998年离去,用传统的算法,他虚岁活到了104岁。大伯的葬礼是按照"一级上将"的规格来办的,也无所谓隆重或不隆重。只是那个时候台湾也没几个人知道"薛岳"的名字。可是最近这些年,在海峡的这边,他的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我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的话,会很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