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是个什么样的人 欧洲女王默克尔:皇冠下的庸人
德国当地时间2017年9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赢得了选举,这也意味着这位欧洲女王,将要走向新的权力巅峰,并迎来自己的第四任期。
尽管媒体常常将默克尔视为罕见的伟大政治家和具有高尚人类情怀的道德典范,但事实上,德国女总理的本质属性很可能并非如此。
怯懦自私的庸人
要想理解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绝不能轻易相信媒体笔下的夸夸之言,因为媒体的言论是很容易被引导的。因此,在做出判断之前,观察者至少应该看这个人的行事过程,并从中抽取其行事的逻辑和出发点,才能做出对此人之目标特性的准确判断。因此,默克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理应从其施政之上推敲。
若是仔细梳理默克尔的执政经历,就会发现默克尔执政的最大特点:即这位女总理相比于其他政客,其对自己的民意支持率波动极度敏感,将之视为决策的关键标准,并不惜多次为此改弦易辙。
核电问题: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因此出现核泄漏事故,由于德国是世界上核电技术最为先进且使用较为普遍的国家,该国民意因此陷入极其恐慌的境地,有超过80%的民众反对默克尔此前继续核电站使用的决定,面对民意的急剧转变,默克尔马上不顾此前的承诺和企业界的反对,迅速下达了关闭全部核电站的决定——德国由此变成电力购买国;
难民问题:2015年7月,默克尔在一场电视节目中,当场拒绝了一名巴勒斯坦裔女孩申请居留的乞求,德国总理以黎巴嫩的情况为例,称"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可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是我们说声'你们都过来吧',到时候我们可控制不了局面。”然而,这一言论迅即引发了舆论对女总理的强烈抨击,在这一情况下,默克尔随即开始拥抱激进的难民接受政策。到了9月初,德国总理就开始成为“无限接受难民”之最坚定推动者。
2015年难民危机决策内幕
德国著名政治记者罗宾·亚历山大近日出版新书:《摇摆不定: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默克尔政府内幕》。在书中,他披露了默克尔政府在难民危机中决策的全过程。
“起初,默克尔的助手提醒她,大约4万名难民将在一周内从巴尔干半岛经由奥地利到达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我们现在就像是一架用完燃料的飞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在听到这一警告后,默克尔在和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以及另一名高级官员的电话会议后签署了一系列命令,封锁德国边境。
此外,数千名警察乘坐大巴车和直升机抵达德国和奥地利的边境,并进行秘密部署。德国媒体发现了这一部署行动,但是和政府达成一致,同意基于安全原因对这一部署不进行报道。
但随后,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向默克尔提交了德国联邦警察警长迪特尔·罗曼的问题:“如果500个抱着孩子的难民和部署在边境的警察部队发生冲突,我们怎么办?”罗曼对默克尔封锁边境的做法并不满意,他说警方的行动需要经过警方领导的研究后才能进行。
当德梅齐埃把警长的回应转达给默克尔之后,默克尔就撤销了此前签署的命令。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警方不得拒绝没有有效签证的难民入境,德国边境继续开放180天,在这180天中,有数十万难民涌入德国。
同性恋问题:2015年7月,默克尔在一场网络访谈节目中公开表示,婚姻是为异性恋而存在的,同性婚姻不存在。但是,到了2017年,随着难民危机的发酵,为了分解当时尚属强大之左翼政客舒尔茨的竞争压力,她于6月份的公开访谈中一改前见,称:“(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不能自始至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
”在这一基调下,德国议会随后以明确多数修改了民法,允许同性婚姻的存在,尽管默克尔象征性地投了反对派;
毫无疑问,默克尔的政策是极其善变的:从支持核电利用时标榜的“清洁能源”,到反对核电时标榜的“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隐患”;从反对难民涌入时宣称的“无法负担”,到“张开双臂”拥抱难民时的“我们能够搞定”;从下令警方封锁边境时考虑的“德国安全”,到任由难民进入德国时考虑的“公众形象”;从不承认同性婚姻时自诩的“人性道德”,到默许同性婚姻合法化时自诩的“尊重少数”。
在些个过程中,默克尔“政策原则”表面不断摇摆的背后,是其内在出发点的绝不动摇——即,她的所有政策的唯一目标,都在于确保其支持率。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眼前民意支持率(或者至少看起来,如难民政策),哪怕与国家利益不符,默克尔都会毫不犹豫地推广;只要不利于自己的眼前民意支持率,哪怕对于国家长远安全生死攸关(如封锁边境),默克尔也将毫不在乎地摒弃。
如果再考虑到默克尔多年来对基民盟党内其他政治强人众所周知的打压和排挤,使得该党后继乏人,并不得不屡次推举默克尔。那么,默克尔的政治思维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即她关心而且只关心自己的权力,为此不惜摧毁基民盟本身的人才储备,并牺牲国家的长远安全——即便她相当清晰地知道难民大举入境的真正后果,诚如她自己所言,这将使得德国未来重演黎巴嫩式的悲剧。
上世纪6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断从巴勒斯坦和约旦(1970年约旦内战)流入黎巴嫩,然而这些难民聚居区很快就超出了黎巴嫩政府的控制能力,形成混乱不堪的圣战组织发源地。当时的以色列情报部门这样评价黎巴嫩境内穆斯林难民区境况,“”中央政府(黎巴嫩)懦弱无力,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某些地方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塔赫区’。
”1975年,黎巴嫩右翼民兵忍无可忍,与巴勒斯坦难民组织发生冲突,内战爆发。从此,繁荣富裕的黎巴嫩变成了人间炼狱。
1976年,黎巴嫩内战中被巴勒斯坦难民武装处决的黎巴嫩民众,达穆尔大屠杀(Damour massacre,January 20, 1976)
好运的庸人
另外,尽管很多人把默克尔的执政当做德国经济良好的政治基础,但这很可能与事实完全不符。
实事求是地说,德国经济良好的根本条件在于两个,但与默克尔民粹化的内外政策很难有什么关系:
一方面,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德国加入产业普遍呈现出空心化的欧盟,使得德国能够摆脱因贸易盈余而极易走高的德国旧马克,凭借弱势欧元为德国的出口奠定强劲动力。由于欧洲各国产业差距极大,对于德国这种制造业强国来说,欧元是有利于出口的弱势货币;但对于其他缺乏制造业的欧洲国家来说,欧元则是冻结其贸易竞争力的强势货币。就这样,欧元区成立之日,欧洲的财富和产业就开始顺理成章地向德国集中。
欧盟成立之日(2000年),受德国强大制造业冲击,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状况开始恶化,德国则不断走强
另一方面,此前德国施罗德政府不惜代价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逆转了此前德国经济的颓败,奠定了今天德国制造业的强势。
“在德国社会,没有懒惰的权利。”——德国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
十多年前,德国经济和就业形势限于困境,被称作“欧洲病夫”,当时的总理施罗德认为盲目的社会失业救济无益于促进失业人群尤其是年轻人再就业,并严重损害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尽管遭遇其所在社民党部分同僚的反对,施罗德仍坚持推行改革以期大幅降低德国失业率。
政府成立了“哈尔茨委员会”(Hartz),负责制订劳动力市场改革计划,其中最具争议、最严厉之“哈尔茨四”(Hartz IV)失业救助方案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哈尔茨四”法案对失业者提出要求:
取消按照失业前收入水平确定的政府补助,所有具备劳动能力者在长期失业情况下只能得到数额统一的基本救济金;
职工一旦被解雇须立刻到职业介绍中心报到,并尽可能早地找到新工作而避免失业;
失业者应接受职业介绍中心提供的工作,若拒绝次数超过规定将受到降低救济金的惩罚。
这种削弱民众福利的社会改革,迅速遭到了德国人的强烈反对,并让改革者付出巨大代价。施罗德本人最终因福利改革而在社民党内失去支持,并在放手一搏的提前大选中输给了默克尔——也把改革所带来的长远好处留给了对手。
据统计,2005年以来,德国失业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从500多万降至300万以下,长期失业人口数量降至100万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为欧洲最低。去年,德国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受益于此,德国失业保险金盈余达14亿欧元,大大超过预期。
事实上,默克尔本身并非德国经济良好运作的原因,她只是因缘际会、恰当好处地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处在了合适的位置。毕竟,很多时候,好运的庸人有可能比不幸的巨人看起来要光彩一些。
毁灭文明的庸人
默克尔的成功,恰恰在于她的绝对自私和好运。在2015年9月,如果德国总理稍微有一点责任心,不那么在乎自己的民意支持率,坚持“警方在边境封锁难民”,那么德国无论如何都不会遭受难民危机的荼毒;同样,如果默克尔不是正好身处欧元区扩张和劳工改革之后的德国,她也绝对无法将德国奇迹的名声纳为己有。
然而,绝对的自私者终将遭到绝对自私的反噬,从天而降的好运气也会有挥霍用尽的一天。作为一个好运的自私政客,德国总理又岂能例外?
默克尔推动的2015年9月百万难民大举入境,一方面大大加剧了欧盟内部因发展不平衡而呈现的内伤,使得欧盟呈现出分崩离析的危机:英国走向了脱欧,法国、意大利、荷兰内部的反欧盟力量急剧增强,而东欧四国对抗布鲁塞尔指令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也越来越深根固结。考虑到欧盟的团结和稳定实际上是德国经济强盛的外部基础,默克尔的政策,使得德国经济很可能在未来承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难民的大举入境,必将给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隐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上世纪80年代,人口两倍于德国的巴基斯坦,在十年之内接纳了170多万文化相近的阿富汗难民,但是数十年后,随着难民繁衍和增多,对难民的入籍、遣返、融入等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难民营最终作为恐怖分子和反政府游击队的温床。最终,原本在南亚发展相对不错的巴基斯坦活生生地被流民冲垮,变成了动荡和毁灭的灾难国度。同样的事情也曾在新疆的伊犁(1944)、中东的黎巴嫩(1975)和约旦(1970)上演。
2007年2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曾宣称,有很多恐怖分子都出自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穆尼尔·阿拉姆(Munir Akram)在写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信中则说:“难民营经常窝藏塔利班残余分子,使得这些残余分子能不断从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进入阿富汗制造恐怖事件。
2006年从难民营进入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发动的多次袭击共造成了4000人死亡。这种情况不仅对国际反恐战争的推进十分不利,而且还严重威胁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德国人口远少于巴基斯坦,文化隔阂更大,却在一年之内接受难民超过100万,其未来后果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仅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德国无论多么伟大、繁荣、文明、有序,她都无法承受两百万毫无希望未来可言之流民的冲击。如果再考虑到彼此巨大、且不可能融合的文化隔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演,如同在巴基斯坦、黎巴嫩和约旦所看到的那样:
德国境内的难民人口将会的急剧增长,而原住民的麻烦也将不断增加;被接受者的感激之心将很快淡漠,原住民的怜悯之情也很难不迅速稀薄。毫无疑问,仇恨和后悔将会成为未来难民与德国人政治情绪的主宰,而这种人性本能也将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觉醒的政治基础。
一个稍有见识、相信人性的政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意识到,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必将被仇恨所主宰,这并非人性的堕落,而是历史的洪流。
制度的产物
到此,我们不难理解默克尔作为一个政客的本质:将装腔作势视为决断,把随波逐流当做灵活,以乡愿舆论为道德,“伟大”的德国总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假象足以糊弄愚昧的西方大众,却无碍于历史的残酷。当好运被她的贪婪挥霍殆尽时,留给后人的只会是无可挽回的灾难。
西方的政客清楚地知道默克尔所做所为的真正后果是什么。据2016年的维基解密显示,对于默克尔难民引进之举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曾私下表态,“这比比希特勒崛起还要可怕”,她的私下看法实际上与默克尔的起初认知完全相同;而西晋宰相何曾,看到朝廷沉醉于靡靡之音,而忽略近在咫尺的隐祸时,也曾私下对子孙说出自己的长远担忧。
西晋宰相何曾经常陪同晋武帝参加宴会,回家之后,就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基业以来,每次宴会我都参加,从没有听到他讲到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仅仅谈及日常琐事,没有给子孙后代作长远打算的办法,他自己这一辈子还可以过下去,后代怎么办啊!你们好像还可以免祸。”又指着孙子们说:“到他们一定要惨遭祸乱。”后来,果如何曾之言。
对此,北宋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严词批判了何曾“非忠臣”——其预见了天下将乱,却不能当面向晋武帝提出谏言。但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西晋开国粉饰太平的社会风气,当时的何曾即便公开说出自己的忧虑,恐怕不但难以得到晋武帝的认可,反而面临被疏远都可能;同样,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几乎被左翼知识分子完全统治,希拉里和默克尔这样的人,尽管清晰地意识到后果有多么可怕,但她们也不敢反对难民入境,因为这会损及其她们自身的权力基础。
臣光曰:何曾议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
——《资治通鉴第八十七卷 晋纪九》孝怀皇帝中永嘉三年
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中,只有不惜代价迎合民意,政客才有可能长期据有权力。考虑到大众的本质不过是无意识、无责任、无目标的群体,这样的决策机制足以将国家拖入不可预料之漩涡——就像难民危机中所看到那样。
所以,刻意迎合民意的默克尔稳坐总理之位,以国家责任自诩的施罗德则黯然下台,庸人坐享其成,勇者却折戟沉沙,而真正的胜者属谁?恐怕,只有圣战士和新纳粹才会发出会心一笑。
参考链接:《谁制造了难民危机?演艺明星、报纸和网络大V》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