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简历 张雄文|粟裕与饶漱石的离合往事

战争年代,饶漱石与粟裕同属华东战略区,两人往来时间长、命运一度相关。

如今,饶漱石已是一个令人颇感陌生的名字,当年却堪称“华东王”,除了军事外行,其它党政工作都说一不二,担任过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等显赫职务。

然而,在“皖南事变”前,他在党内还是一个地位不高、籍籍无名的人物,甚至没当过一天红军,更未指挥过任何部队作战。

将帅起于卒伍。没有红军作战履历的饶漱石是典型的军事外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1947年10月,毛泽东才考虑“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

一年后,战争进程因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大为缩短;又过一年,战争顺利结束,开国大典的礼炮轰响。饶漱石的军事没能“学习”出来,官衔却越来越高。

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饶漱石很快又于1953年折戟沉沙,一生显赫时间不过十二年左右。

一、饶漱石回国后,粟裕成为其部下,两人开始往来

1941年1月前,“军事专业”的粟裕与“政治专业”的饶漱石没有任何交集。

粟裕自1927年8月南昌起义中共军队草创伊始,始终未离开过这支军队。饶漱石自1927年开始,先后在东北和上海从事躲秘密工作,被捕入狱约一年,又两度长期出国,抗战爆发第三年的1939年11月才回来,因过去一同从事过东北地下工作的老同事刘少奇力荐,被中共中央派到东南局和新四军,出任副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委员。

这时,空降的饶漱石党内职务超过了仅为东南分局委员的陈毅,军内职务超过了时为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但新四军将士对他十分陌生。

他的人生转机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九千多人遭蒋介石重创,叶挺被捕,项英殉职。毛泽东当即重建新四军,饶漱石出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又先后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一年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举荐饶漱石代理自己的职务,饶漱石成为了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把手。几年后毛泽东对陈毅说:“他(饶漱石)也是少奇推荐的,少奇说他组织思想强。”

于是,一师师长粟裕与饶漱石有了往来的历史。

这时,新四军七个师活动范围各为一个战略区,独立自主抗击日伪军。粟裕所在的苏中区与饶漱石军部所在的淮南区(二师)被日伪军阻隔,两人直接来往不多,根据地建设,特别是主要进行的抗日游击战基本上各自为阵,少有由军部统一部署的联合行动,两人直接来往不多。

他们仅有的两次重要往来却令粟裕心情不愉快。

一次是黄花塘事件。

1942年10月与1943年6月,饶漱石两度主持会议,抓住过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度取代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旧事对他进行批判整风,密电毛泽东更换军长,说“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

结果,毛泽东将陈毅召往延安,由张云逸担任代理军长职务。心情复杂的陈毅途中写诗说:“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

粟裕奉命参加过其中一次会议,饶漱石指定他第一个发言批判陈毅时,他虽然不知事情的严重性,但帮陈毅说了话:“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

随后他返回苏中作战,对陈毅离开一事毫不知情。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处听到一些传闻。”但这一事件后来成为粟裕挨批的罪责之一。

一次是车桥战役。

1944年3月,粟裕指挥发起“围点打援”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四百六十多人,伪军五百多人。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发表消息祝贺胜利。

饶漱石收到粟裕的汇报电后,却指责他 “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粟裕只得进一步阐述和解释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事实很快证明饶漱石的“担心”多余,日薄西山的日寇不攻反缩,苏中和华中的战略反攻随即开始。

此后饶漱石在军事上不再过问,对前方粟裕所请一般鼎力支持。

二、同处华东战略区,建议粟裕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1月至8月,粟裕和饶漱石开始了同处华东战略区,但并不在一个司令部共事的时期。一个与陈毅在华野司令部负责前线战役指挥,一个在后方负责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统筹党务、地方和后勤工作。

因华东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挥,饶漱石无权调度也无能力参与军事,两人除开会偶尔见面,往来极少。多是粟裕和陈毅致电毛泽东上报作战计划的同时按惯例顺便通报华东局,以便地方工作紧密配合。

如果说粟裕是“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饶漱石则似乎是“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两人一军事一政治,一前方一后方,均表现出色,功不可没。

这一年7月,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大别山,华野奉毛泽东之令仓促分兵三路,连打了南麻、临朐两个消耗战,司令部几个负责人员随之发生了意见分歧。

粟裕单独署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自请处分。毛泽东回电安慰他“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将华野主力部队交粟裕指挥,令其速去鲁西南配合刘邓作战。

似乎看出某些端倪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马上回复粟裕并报毛泽东,说他“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还颇体贴地叮嘱:“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这一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指令“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乐观地估计“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

他安排陈毅和粟裕专心指挥华野主力经营中原,山东内线的东兵团则交饶漱石指挥。不过,毛泽东也深知饶漱石从军履历不长,“学习战争指挥”并非能一蹴而就,因而东兵团事实上多由中央军委与他本人直接指挥。

1948年5月,毛泽东为让粟裕放手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突然决定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由粟裕接替其在华东野战军的职务。粟裕深感意外,再三谦让,毛泽东最后保留了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但人依然必须前往中原军区,粟裕则出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陈毅对这一组织调整没有思想准备,后来直到毛泽东催促后才离开华野。临行前,陈毅托人带给周恩来一封短信,其中说“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陈毅传记《传檄到中原》说:“这个决定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

另一部传记《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则记载了他突然被调中原的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人”指的是长期培养饶漱石的刘少奇。此前不久,饶漱石奉命到西柏坡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会议,与他又相处了近半个月。

这些组织调整的起因,不仅陈毅一概不知,专注于打仗的粟裕也毫不知情。

三、饶漱石奉毛泽东之命,协助粟裕对华东野战军内部关系加以调整

1948年5月,陈毅离开华野司令部后,粟裕与饶漱石的直接交往也多了起来。

为给粟裕打大仗提供更多便利,毛泽东将山东兵团重归华野司令部指挥,致电饶漱石等人说:“许世友谭震林下一步作战统由陈毅、粟裕决定并指挥之。”饶漱石解除了军事指挥的压力,对后勤组织得心应手,有求必应。5月15日,他和张云逸便紧急抽调了5个团补充粟裕的华野主力部队。

这时候,华野主力许多家属留在山东后方,前方将士十分牵挂。粟裕决定创办一所华东妇女干部学校,安置这些家属,使她们“各有一项专业职能,培养成为将来的建设人才”。

他与即将离开的陈毅联名致电饶漱石,提出了这一设想。饶漱石很快着手组建这一学校,几个月后,华东妇女大学开学,章蕴任校长。

1948年9月,指挥华野主力杀回山东的粟裕准备进行淮海战役时,战役筹划和指挥任务更为繁重;华野三路人马重新会合,山头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现象也客观存在,亟待加强政治工作。毛泽东要求粟裕召开一次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这时,全国四大野战军中除规模小的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外,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配有政委罗荣桓,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配有政委邓小平,唯有华东野战军由粟裕一肩挑,担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毛泽东深知粟裕身边缺少一个合适的政委协助处理内部关系,指挥环境较差,因而打算让陈毅重回华野帮助粟裕。陈毅因故不能前来后,毛泽东马上又想到了刚参加完中央9月会议,正在返回山东路上的饶漱石。

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广义上说是毛泽东谈及的“华东军区和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毛泽东电告他说:“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饶漱石很快抵达曲阜的华野司令部,与粟裕第一次在同一个司令部合作。

10月5日,华野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全军师以上将领参加,粟裕以代前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

饶漱石在会上传达中央9月会议精神时,结合华野济南战役中出现的个别情况批评说:“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他强调:“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随后,各纵队和各师主要负责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评价。华野司令部也处理教育了一两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纵队司令员。

为防止再度出现“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避免将华野司令部视为“西兵团”的山头主义行为,粟裕在饶漱石的协助下,决定对原山东兵团进行重新组编。

原山东兵团原下辖7纵、9纵和13纵,粟裕将其主力9纵与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调换,即新的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中南纵队等部队一样,由华野司令部直辖。

随后的淮海战役中,山东兵团的编制虽然还在,但与原山东兵团已非一回事;此外,司令员许世友因病继续离岗,由副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指挥,整个兵团完全融入华野全军之中。

这一段时间里,因饶漱石暂驻华野司令部,因而粟裕在上报毛泽东作战文电时也请其联名,因其党内地位高,还将其列于自己前头以示尊重。两人的直接往来也较多,粟裕不久率军南下作战后,饶漱石让自己的警卫员接送他正在上学的小孩。原饶漱石警卫员景玉川晚年回忆说:“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10月23日,粟裕签发淮海战役的预备命令后,依然在济南处理各种事宜。毛泽东很不放心,去电指令:“粟(裕)谭(震林)在济南不要留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饶)漱石处理”。

粟裕马上开始交接工作。意外的是,正要整装待发时,毛泽东突然给了他一顿批评。

10月30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说“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他交代饶漱石:“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饶漱石收到毛泽东的指令后,马上约粟裕谈话,建议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报告。

此时,军情紧急,粟裕已无时间静下来重新写报告,而中央又规定必须首长本人亲自动笔。他只得对饶漱石说:“这个检讨报告迟早是要作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10月31日,粟裕率领华野司令部赶到了前线,饶漱石则留在后方济南处理后勤等事务,与粟裕和华野司令部也就分开了。此后,粟裕上报中央军委或者通报友邻中原野战军的电报里,再没有了饶漱石的联名。

四、饶漱石负责后方事务,全力支持粟裕的前方作战

饶漱石不负责野战军事务,但对华野的后勤供应等十分尽责,与粟裕往来电报也较多。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的第一天,饶漱石便致电中共徐州市委并告粟裕等人,要求“徐州市委直接受华野前委领导”,以便于徐州地下党配合野战军作战。第二天,粟裕得知国民党军撤离新浦、海州、连云港,马上致电饶漱石并报毛泽东,建议华东局派人统一组织领导接收,饶漱石随即进行了安排。

不久,根据战场需要,粟裕又向华东局建议,一是尚属于华东军区建制渤海纵队南调运河线集结待命;二是由淮海区地方部队抽调3个团充实华野12纵;三是华东后方已动员之新兵到台儿庄集结以补充部队。饶漱石不仅很快复电同意,还决定由胶东地区抽调7个基干团补充野战军主力部队。

华东野战军包围杜聿明集团后,因“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并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粟裕又向饶漱石求助。

他致电毛泽东并告华东局,建议“由华东局、军区首长予参战部队慰劳,平均每人(指战员)能分到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饶漱石回复说,完全同意并经军委决定。

战役结束后,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行休整,准备渡江战役。饶漱石组织了华东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参战的华东、中原野战军和支前民工。慰问团除携带大批慰问金、慰问信及慰劳品外,还带有华东军区文工团、华东平剧团等剧团。粟裕出席了慰问团在徐州召开的慰问大会,代表华东野战军接受锦旗并发表了讲话。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前后,粟裕当选三野代表团团长兼首席代表,随后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饶漱石也首次成为军委委员,排名居于粟裕之后的第四位。

1950年8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暨三野政委。这时起,他才有了野战军政委的名义,但激烈的战争早已结束,建国已有近一年时间。粟裕则已调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又因病赴莫斯科治病,回国后又调任总参谋部,事实上离开了华东军区暨三野,与饶漱石也就鲜有交集了。

五、饶漱石事件,粟裕起初有惊无险,最终受其累

1953年夏,政坛上如日中天的饶漱石与高岗一道突然被揭露有“分裂党”的活动,很快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1月,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召集粟裕、谭震林、张鼎丞等人开会,传达了关于饶漱石错误问题的内容。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又组织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主持,粟裕奉命与会。

粟裕在大家发言后,也从他们揭露出来的饶漱石曾提出“以粟代陈”谈到了一件事:“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

他说:“职务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是拉拢我的一种手段。”

他还说:自己“对饶漱石的错误方针是有抵制的,淮南黄花塘事件各师同志不清楚,刘炎回来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下,说陈总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我不好多问,但对于饶的领导还是有抵制,如发展根据地,对敌斗争、整风”。

粟裕认为,饶漱石不懂军事,“他是一个书生,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很紧张,就惊慌失措。我们的具体战斗行动就是对他的抵制。”

粟裕说到了自己与饶漱石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原因:“但那时他是华中局唯一的领导人,不好怎样明显地反对他。政治上他是伪君子,那时中央信任他,我们只有服从。”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饶漱石的问题被引火烧身,很快牵扯到了自己身上。

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会议分组批判饶漱石时,陈毅、邓小平、谭震林与张鼎丞、刘伯承、粟裕等人出席。

会上,有人因战争年代饶漱石提出过“以粟代陈”,后来又将陈毅“赶到”中原军区,以及饶粟关系“密切”等问题,对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还毫无察觉,仅仅实事求是做了一些解释,经刘伯承提醒后,他才有所警觉。

这年4月1日,陈毅又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继续就“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集体“帮助”和“批评”。

粟裕被迫做了检讨,解释自己过去与饶漱石仅仅是正常工作关系,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对饶漱石“缺乏应有的警惕”,毛泽东这时对粟裕也十分信任,他最终侥幸“过关”。

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很快又席卷而来。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粟裕突然遭遇批判,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表现之一是与陈毅 “搞不好”,主要依据是“随饶(漱石)反陈(毅)”,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

粟裕解释两次黄花塘会议只参加了一次,“赶走陈毅”的一次自己当时根本就不在黄花塘。但会议组织者认为,粟裕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粟裕最终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调任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并被限制接触军队,“错误”也被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他头上被泼的“脏水”因而流传久远,1979年10月,粟裕愤概地说:“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然而,直到辞世10年后,中央军委才公开给他平反,说“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1975年3月,饶漱石因病辞世,九年后的1984年2月,粟裕也离开人世。两人跌宕起伏的过去,都成为了冰冷却也永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