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岁月完整版 特拉维夫的龙城岁月

旅行是对自我的遗忘,异乡的风物、色彩与声音,可以暂时置换原有的忧虑和渴望;旅行也是对自我的再次识别,陌生感催促你要尽快确认安全与归属,你是谁,什么令你安心与不同。

胃最为忠诚。尽管自诩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食物的选择上,我却尽可能纵容自己的偏狭。英国与德国,只能忍受两天,意大利与西班牙,勉强一周,日本与泰国可以两周。旅行经常带来感官失调,催生出幻觉,我坚信在维也纳吃到了世界最棒的西红柿炒鸡蛋,在东京池袋公园西口尝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丝,在亚历山大城的一家酒店吞咽下了极致的小炒肉……这味道背后都满是人生感叹,比如那位维也纳中餐馆老板,是个脸上挂笑的杭州人,80年代前往贝尔格莱德留学,说一口流利的克罗地亚语,结果南斯拉夫解体了,他跑到维也纳,又习得一口好德文。

无奈的是,当他留学英国的同学在金融市场大展拳脚时,他的语言天分只能用于报税、写菜单。

在以色列品尝了各式口味的Humus之后,我的胃昼夜不停地渴望着中国菜,同事信誓旦旦地说,“龙城”的红烧肉可以了却一切乡愁。特拉维夫没有唐人街,这家中餐厅孤零零地矗立于阿伦比街上,与酒吧、比萨店、花店连成一片。响亮、陈旧的店名与门口的红灯笼、墙上的书法,都让你想起一个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龙模样的顾客出入,一定更为圆满。

龙城的红烧肉实在平常,盘底两片生菜,像是对沙拉趣味的某种妥协,令我尤其难以忍受。西红柿鸡蛋汤却是意外收获,清淡中埋伏着浓郁。不过,比起这些味觉,餐厅的老板更令人惊喜。

上菜间歇,朱先生从后厨走出来。他淡然的表情、和缓的语调,像是从老港片中飘出人物,一位厌倦了江湖纷争的退隐者。

中餐厅老板朱先生(左)与作者许知远(右),作者供图

他的确是个香港人,却没有江湖往事。朱先生出生于惠州,童年在一轮接一轮的运动与改造中度过,1962年,13岁的他成为香港难民中的一员。与我在历史书中读到的恢宏场景不同,对此经历他的描述平淡无奇——他们一行走过边境线,与九龙的亲人会和,随即融入崭新的生活。

六十年代的香港,既有工业革命催生出的繁荣与机会,也有伴随而来的动荡与风险,他记得1967年街头到处是人造炸弹的景象,也对于新蒲岗的塑胶花工厂的骚乱记忆犹新。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进入新阶段,它不仅继续创造经济奇迹,还努力建立一套更为公正、进步的社会制度。相比彼时大陆与台湾,它还享有特别的自由,不同意识形态的追随者都能共处。朱先生对工会印象颇佳,他们举办各式联谊活动,学唱革命歌曲。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过滤掉现实的残酷后,留下的只有理想主义的浪漫。

说到此时,他唱起了《我给祖国献石油》,到了“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时,他扬起右手,似乎丰沛感情正从胸膛溢出。他的广式普通话有些含混,声线在一些高音部分明显吃力,神情却专注异常。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怎么会在夜晚的特拉维夫听到这旋律?

浪漫往往不持久。1979年春天,当很多香港人意识到回归不可避免时,这城市陷入恐慌,不安记忆被重新激起。自1841年开埠以来,这就是一座难民之城。中国历次动荡都将更多人推到此地。英国制度与中国人的勤奋,还有不可缺少的运气,将它变成了东方明珠。朱先生不过是这股浪潮最近的幸运产物。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这也是香港历史命运的延续,它开始就是华人劳工中转地,是中国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

与同辈人纷纷前往美国、欧洲不同,朱先生喜欢上了中东的蓝天与海洋,移民到特拉维夫,开设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馆,这也注定了他的经历与众不同。

“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的,自愿到这里,上前线”,餐馆没开多久,他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他记得满街都是背枪的人,他们在指定的集合点集结,政府统一将他们送往前线。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犹太精神的复杂性,一方面是高度的逐利性,一方面又表现为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宗教或是国家。

接下来的30多年中,战争与恐怖事件从未离开过。他记得1991年海湾战争时,飞弹的不断来袭,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会地动山摇,玻璃全都在晃动”。他跑到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月才回来。他也目睹了21世纪初的自杀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车站、在酒吧、在海滩,他看到血肉横飞,一只残臂挂在路灯杆上。

他原想挣些钱前往美国的计划告吹了,没人愿意接手他的餐馆。不管香港与内地的移民浪潮多么汹涌,却很少会涌到特拉维夫。谁会真的选择只会出现在国际争端中的城市呢?

他也习惯了这里,与前任太太离婚,又娶了妻子。他学习希伯来语,有了犹太与阿拉伯朋友,离不开那些菜市场,尤其是特拉维夫的海滩,“天空上的月亮还是很圆的,比香港的还圆,星星比香港还亮……香港的海水也没这么蓝了”。他甚至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无信心,这里既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应该有破冰的一天”。

归家的渴望也诱惑着他。尽管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正在兴起,很多是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来的中国商人与劳工。他仍觉得自己是特拉维夫的局外人,多次光顾的小偷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个外来者要承担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觉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与理解的那个香港,甚至连住所都不好解决,房子实在太贵了。更何况此时的香港,也在为自己的身份问题挣扎,不知何去何从。

特拉维夫海滩

在歌声与啤酒的感染下,我前往海滩,一路都是那些线条简约的白色楼房以及闲散的、同样醉酒的人。与耶路撒冷层叠的、令人窒息的历史不同,特拉维夫是座崭新的城市,它躲避了千年的宗教冲突,是一个年轻国家的产物。那个下午的海滩上,举目皆是活力——男男女女们在奔跑、击球、逐浪,或者趴在沙滩上,展示着松弛的身体。战争、死亡、国家的困境,似乎都远离了他们。这也是令朱先生着迷的海滩,能帮他忘掉一切烦恼,哪怕是暂时的。

我脱掉衬衫与牛仔裤,跃进黑黝黝的海水,在同一瞬间,感受到自由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