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鲁迅 信仰的味道(10)陈望道与鲁迅之间的交往

1920年8月,千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上海的一条小弄堂里秘密出版,这批红色水印为底的译本,很快便销售一空。书籍出版后不久,该书的翻译者陈望道先生便托周作人将此书转赠给当时身在北京的鲁迅。

陈望道与鲁迅的交往,便始于这册《共产党宣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十多年间,在中国“五四”新文学史上,他们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如今,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朝华文库”内,设立了十余位鲁迅同时代友人的专库,其中排列首位的便是陈望道专库。里面摆放着望道先生的两千余件图书、实物和资料,无声地见证着一段陈望道与鲁迅的伟大友情。峥嵘岁月里的呐喊之路,鲁迅并不孤独。

老物件勾连起的回忆

来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时,已时值日暮。二层庭院式江南民居安静地罩在西沉的日光里,正面墙上镶嵌着周恩来总理当年题写的“鲁迅纪念馆”五个大字,在阳光的映衬下,鲜明耀目。

进入大门,穿过“百草园”便到了高大轩敞的大厅,由巴金题额的“朝华文库”便设在此层,“朝华”一名取自鲁迅书名《朝花夕拾》和《艺苑朝华》。文库专门收藏与鲁迅有直接接触的现代文化名人的文化遗存。每人一库,各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连接。现设陈望道、许广平等16个专库,共收藏藏书、手稿、书信、照片、文房四宝及相关文物、文献3万余件。

1999年2月,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将望道先生的部分生前遗物捐赠给纪念馆,入藏于“陈望道专库”。专库的面积不大,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放置一张连有二层书架的书桌、三只两米多高的三节式书橱、一只旋转式的木书架以及书桌上摆放的白瓷鲁迅立像等,简单的物品摆置却将望道先生与鲁迅的友谊,勾画成清晰的影像图片一幕幕从我们眼前掠过。

陈望道与鲁迅的交往,更多层面上是基于两个新文化斗士间的惺惺相惜,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希翼通过文艺思想斗争来重塑国民精神,这一点在陈望道专库中的藏书中有具体而又明显的反映。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强有力的反击,又是深入。在这一运动中,陈望道与鲁迅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一九二八年九月,陈望道与一些同仁在上海创办了大江书铺,悉心介绍新兴的科学文艺理论。

此时鲁迅已定居上海,与陈望道有了直接的交往和联系。鲁迅热情支持大江书铺,为其主编《文艺研究》季刊,为其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提供译著。

在鲁迅纪念馆的陈望道藏书中,有一册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初版本。此书由日本文艺批评家片上伸著,鲁迅翻译,它作为大江书铺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一种、陈望道与鲁迅友谊的见证,被书铺创办者保存了近半个世纪,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望道收藏的鲁迅著译和研究鲁迅的图书,数量不多,只有三十余册,但大都很珍贵或是具有历史价值。他收藏的鲁迅著译版本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初版本。如《两地书》,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上海青光书局首次出版;《花边文学》,一九三九年十月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此书为《鲁迅全集》单行本“著述之部十六”。

堪称鲁迅著作精品的还有《阿Q正传》英文初版本。它系一九二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中国学者梁社乾。这是《阿Q正传》最早的外文译本,连鲁迅的外文藏书中也没有保留这一版本。

又如鲁迅的《门外文谈》,陈望道收藏了三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望道与胡愈之、夏丏尊、叶圣陶、陈子展、曹聚仁等为对抗文言复兴、保卫白话文,发动了“大众语运动”。在大众语的论战中,陈望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大众语建设、文学与大众语关系等文章。

当时鲁迅十分支持陈望道,对这次论战发表长篇总结性文章《门外文谈》,还协助他创办《太白》半月刊,为该刊写了二十四篇杂文。陈望道的藏书,一般同种书均为一册,而陈望道收藏鲁迅的《门外文谈》却多达三册,对于鲁迅先生灵魂深处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陈望道始终侧耳倾听并紧紧跟随。

始于《共产党宣言》的友谊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陈望道来,同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一小时,题曰《老而不死论》……

翻看《鲁迅日记》,关于与陈望道交往的记述每每见于其上,而鲁迅与陈望道直接交往的媒介便是《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研究文学及社会科学。一九一九年夏季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并着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五四时期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文章给了陈望道强烈的印象和影响,所以他对鲁迅非常景仰,译本出版不久,他便寄给了鲁迅。

也就在这时,陈望道到上海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他去信北京约请鲁迅写小说。八月五日,鲁迅写成《风波》,八月七日付邮寄新青年社,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上。

陈望道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由北京赴厦门途中在上海停留期间。鲁迅先生八月二十九日抵沪,寓于孟渊旅社。文学研究会的朋友听说他到上海了,由郑振铎出面请他吃饭。那天晚上,陈望道也出席了。待到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十月定居上海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时,陈望道在复旦大学任教,他曾两次约请鲁迅讲演。

关于这两次鲁迅演讲的经历,陈望道曾在《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回忆道:“那时教育界的黑暗势力已极为猖狂,不但对于‘五四’以后输入的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围剿’,就是对于‘五四’以后盛行的白话文也十分仇视,企图加以消灭。鲁迅先生的演讲是为了声援当时复旦大学和实验中学作战的孤军而举行的。他当时的演讲有声势。……每逢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随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

1930年的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而当时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便是陈望道。

1932年7月,为营救绝食8日危在旦夕的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与柳亚子、茅盾、鲁迅、郁达夫等3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释放被害者。

1933年5月,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杀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陈望道与郁达夫、鲁迅、叶绍钧等9人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

在“左联”成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陈望道虽始终未参与到组织中,也确实起到了左联成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正是在一次次与左联成员的交往中,陈望道与左联领袖鲁迅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

东方发白之际,年近不惑的鲁迅与将近而立陈望道,因《共产党宣言》而连接,在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担忧中,他们并肩抗争黑暗,共同战取光明,骨子里富有的义乌人侠气和浙东人硬气,让他们在动荡的年代越走越近。

“我相信当鲁迅先生写下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等等这些话的时候,他大脑中显现的,符合这一标准的奋斗者应该是包含陈望道先生在内的。”对于此,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曾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