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名句 为何读《资治通鉴》可知兴衰?
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是通。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可以说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数多、年代长。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含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历史。
全书正文有三百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矛盾或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撰写《考异》三十卷。为了编撰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前后花了19年时间。
元祐元年(1086)最终定稿,6年后刊行。现在通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加入了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有600万字。
因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使得《资治通鉴》的总主编司马光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他编纂这部书,不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责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得失有关,所以这部书是“奉敕”编撰的。
因此,《资治通鉴》这部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正。不仅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而且内容通于大道,取材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撰述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名《通志》。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正是因为司马光的经世情怀,铸就了《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经世致用。全书按时间先后编次史事,但往往用倒叙、插叙或总结的方式,交代史实的前因后果。重要人物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会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评价,或者引据史书,或者用“臣光曰”的形式,使纷纭的历史事实与人物,呈现出系统而明晰的头绪。
它的内容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尤其对于战争的记述,精彩纷呈,充满了辩证法,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提供给阅史者借鉴。
写“四库提要”的馆臣评述《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曾国藩更向人推荐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是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呢?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
即所谓“穷物之理、执圣之权”。一本书能讲清楚道理已经难得了,除了讲道理,还通权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是了不得。据说朱元璋就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清朝康熙、乾隆等帝王也都阅读通鉴学习治国之道,并作“御批”(读书笔记)传世。
史书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钱的意思是《资治通鉴》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之外者。这是因为司马光的史料选择确实还参考了正史之外的几百部著作,并为《资治通鉴》写了《考异》,对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钱大昕的评价道出了《资治通鉴》搜罗史料求博、考订史实求真的特点。
《资治通鉴》这部书得到了后世学者、帝王的交口称誉。王夫之写过一本《读通鉴论》,专门对《资治通鉴》记载的史实进行评点。王夫之认为阅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
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诲人,就是可以与人分享;知道而乐,就是知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之道,而感到很愉悦、很快乐。所以自淑、诲人、知道而乐,就是我们学《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资治通鉴》要力争达到的三重境界。
